词作为文化现象,自有其发生、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外在依据。本文选取柳永词和苏轼词这两个典型的词文化现象,以苏、柳对峙为透视点,来考察柳词与苏词所蕴涵的文化心态和文化价值,探讨两者发生、发展的内在联系及其文化整合意义。　　本论文包括两章和附录。第一章,从柳永词的原生态与社会接受生态共同建构的平衡机制,来论述柳永词文化现象。共分三节:第一节,从柳永身上及其词中缺乏伦理道德色彩的社会角色切入,分析柳永作为“风流自赏的才子词人”、“疏狂自傲的多情浪子”、“孤寂自伤的蹇运寒士”的社会性及其“三元叠合”的独特性,探讨其社会角色与城市文化、科举文化的必然联系。第二节,探究柳永的“恋都情结”,分析柳永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审美理想,并把柳永的“恋都情结”放置在“恋都”根文化的厚重背景下,来展示“恋都情结”的新的文化内涵。第三节,考察柳永词的传播及其文化价值,作者认为,柳词的传播,不但是词、乐、声、舞多种艺术审美的撞击过程,而且是以北宋文化传播的整体存在为依据的文化整合活动,是柳词得以存在、得以实现其艺术和文化效应的社会行为,柳词的传播实现了词体的传播化。第二章,论述苏轼词文化现象。共分两节:第一节,分析苏轼的“归去情结”,透视其灌注着政治内涵的动态心理流程和融合着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多层面的心理情态,认为苏轼在儒、佛、道交融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真实的背景上,在“以独善方式行兼济之志”的人生哲学基础上,建立起以“心安”为目的、以“以变应变”为处世方式的“随遇而安”的文化体系。第二节,论述苏、柳对峙,认为柳永在历史机遇的选择中已自处矢的,苏轼排柳黜俗,用意极深,分析了词体发展过程中文化心态的变化。　　本论文运用文化心理学、传播学、音乐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来立体观照北宋文化史上的文化新景观,解析文化现象背后所潜隐的深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