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中后期，商人大规模兴起，儒宦人口膨胀，佃仆广泛被使用，宗族建设日益普及，这些现象在徽州几乎同时出现，意味着什么？这些不同的群体和组织是如何维持的？是什么制约了人口在不同层次上的分流？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在对族谱、契约文书、分家书、地方志和文集的分析基础上，广泛吸收已有的关于徽州商人、宗族和佃仆等研究成果，对明清时期徽州的人口分流现象进行梳理，探讨人口分流的背景、形式、特点和影响，试图提出一个徽州人口分流与社会互动的模式。　　明清时期的徽州有着特殊的生存环境，山多地少、赋役繁重、宗族普遍和人文繁盛等等构成了徽州社会的基本特征，生存环境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恶化，人地关系的更趋紧张，赋役负担不断地加重，使徽州的生态环境具有相当的脆弱性;宗族也在进行着大规模的扩张，人文礼教也在向基层社会渗透，这使得徽州的宗族和人文礼教环境又具有扩张性。人口的贫困化在进一步发展。　　徽州人口处于这种脆弱又扩张的生态与人文环境之中，为了生计，越来越多的儒士和农民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观，从事商业，家庭和宗族内实行着儒、贾并重的职业分工;一部分贫困无靠的人口，通过婚姻和人口买卖，改变了身份，丧失了自主性，成为依附缙绅、商人和宗族的仆人，成为从事宗族和缙绅所拥有的土地和山场上的主要劳动力;由于赋役和生计，徽州的家庭进行了普遍的分家，家庭和宗族人口也在向周边或外地进行着或迁徙，或入赘，或出继的血缘和地缘上的流动。徽州人口在职业、身份、血缘和地缘上的分流，在徽州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商人、佃仆和小家庭这样的群体和组织，并因此形成了士——商、主——仆、小家庭——大宗族、分支与本支网络等多层的结构，而迁徙到外地的徽州人也形成了徽州之外的大徽州格局。　　徽州人口在职业、身份、血缘和地缘上的分流，受到了生存伦理的强烈影响，它一方面表现为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下所体现出来的多层结构下的生存保障，另一方面表现为在扩张的人文礼教环境下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多元文化的伦理精神。生存意识和和宗族伦理是生存伦理的核心。徽州的生存伦理和宗族社会为他们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生存保障。通过分流，徽州人口不断外流，本土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受到抑制;在缓解生存压力的同时，也在不但地强化着生存伦理和宗族建设，使徽州社会保持着长期的稳定。人口的贫困化并没有引起徽州社会内部的严重动荡。但同时，脆弱的生态环境使经济发展难以获得突破，宗族建设的强化使族人维持了低水平的生存。在老人和宗族的结合下，徽州社会的发展没有质的突破，日益走向保守和内向;再加上晚清徽州盐商的衰落，徽州社会终于没落。　　徽州虽然存在着商人、佃仆、儒宦和宗族等多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和组织，并很早就对这些群体和组织进行了研究，但缺少人口社会史意义上的研究，徽州的人口史研究实际上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缺乏对徽州人口的整体性的关照和社会学的视角。作为典型的区域社会，徽学研究需要有新的视野，以深化对区域社会和传统中国的认识。本文对徽州社会人口分流的研究强调的是人口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视角，希望有助于徽学研究的深入和对传统徽州社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