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族是新加坡国内仅次于华族的第二大民族。新加坡在历史上曾遭受过英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使得马来族和包括华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形成明显差距,导致矛盾加剧,并最终导致1964年国内的民族冲突。1965年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如何安抚马来族,制定适合他们的民族政策,使其能与以华族为代表的其他民族和睦相处,并认同于新加坡这个新的政治实体,成为新加坡面临的重大难题。从独立初到现在,新加坡的马来民族政策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9.11事件”以后。新加坡政府依据马来族与华族的平衡关系、国外局势与国内形势的变更以及马来人问题的敏感特性等客观变化情况,赋予四个阶段以不同的内容。六七十年代是压制华人、优待马来人,同时侧重经济上的扶持,缩小马来人与其他民族的差距;八十年代在政策上继续对马来人倾斜,但范围同六七十年代相比已有所缩小,更多地开始转向意识领域,大力倡导华人的儒家文化,以此从思想上进行灌输和说教;九十年代基本上继承了八十年代的做法,不同的是政策更加隐蔽,对马来人做了一些必要的妥协,去掉了八十年代“儒家文化”的字样,但其崇儒思想却保留下来,开始走隐蔽化路线,这就是“共同价值观”的出炉,马来传统文化在此冲击下,渐趋式微;“9.11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事件本身以及新加坡政府逮捕回教祈祷团成员的行动似乎激起了马来人潜藏在内心的民族情绪,使得沉寂多年的、对马来人针对性不强的民族政策再次提上议题,政策内容变得明朗化。新加坡政府对马来人的民族政策有连贯性的一面,也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前者体现为紧紧围绕着多元民族文化民主原则展开,其目的是在处理马来民族问题上与其他民族保持一种大致的平衡状态;后者体现为一旦原来的政策变得不再适应,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政府就立即制定新的政策以满足现实的需求,于是便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新加坡马来民族政策的作用显示了出来,这体现为马来民族取得了明显进步以及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的显著增强。政策起到了维护多民族国家团结和稳定的作用,基本上达到了既定目标,然而它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在促进马来族进步的同时,也给他们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这只是问题的次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