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依靠投资和出口,但随着其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不断减弱,这种方式已难以为继,因此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构建国内大循环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着力点。农民工群体作为一个新兴的潜在消费群体,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力量,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对于扩大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仍不利于农民工城市融入感的提升,抑制农民工消费潜力的提高,形成了一道消费藩篱。近年来,虽然各城市加快落户限制改革,甚至实现零门槛,但受限于公共服务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农民工往往流向大规模城市的特征,落户政策的松绑对于提高农民工融入感促进消费的作用依旧有限。基于此,本文聚焦于户籍开放程度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了 120个城市的落户门槛是否会通过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进而影响消费。本文将中国城市落户门槛指数与2017、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匹配,以落户门槛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城市特征变量的情况下,分析讨论落户门槛指数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落户门槛对农民工的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落户门槛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民工消费降低3.1%,在较低消费水平上,落户门槛对农民工消费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考虑到落户政策存在一定的时滞性,且各地的落户政策时常变动,本文使用了滞后一期（2000-2013年）的落户门槛指数进行回归,负向影响的结论依旧是显著的。进一步,为解决遗漏个体和城市变量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了Bartik shocks思想构建了工具变量,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所得结果依旧支持负向影响的结论,落户门槛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效果变得更大。落户门槛会抑制农民工群体的消费主要是因为落户限制的存在使农民工面临更多的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面对较高的落户限制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不高,从而提高预防性动机抑制流入地消费。本文的机制分析部分表明,落户门槛越高越会降低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概率、定居意愿以及建立健康档案的可能性,减弱城市融入感,抑制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异质性分析的结果也表明,落户门槛对不同代际的农民工群体都具有负向显著的影响,但对第一代农民工消费的制约作用要更高;对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的影响显著大于受教育水平高的群体;对于不同流动范围的农民工,基于公共服务可得性的差异,落户门槛会显著抑制跨市流动群体的消费。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首先,逐步实现户籍制度与各项社会福利政策脱钩,降低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对于农民工群体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服务可携带性,增强其城市融入感和归属感。其次,在保障住房供给的同时营造包容、良好的居住环境,增加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感。政府要规范租房市场,保障住房供给,有序推动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系统中。同时,各社区要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参与社会公共服务活动的机会,鼓励其与当地人的互动交流,增强城市融入感。再次,优化区域就业政策,确保区域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合理调整并贯彻实施落户政策的同时,国家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就近城市化,推动更多的农民工实现城市定居,提振消费。最后,提高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就业质量与稳定性,增加未来收入预期,降低收入不确定性,为其消费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