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一直被看作平抑经济周期的有效手段。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政府纷纷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就我国而言，我国一直较为偏好投资性的财政支出政策，2008年末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出台也拉开了我国最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序幕。在此背景下，一个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是:以政府投资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是否真的那么有效。传统观点认为，政府投资会转化成生产性的资本，从而产生正的产出效应和负的财富效应，然而，政府投资多投向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项目施工期长，回收期慢，且往往是通过发行国债来募集资金，这又必将导致未来的财政政策的反向调整，从而削弱其刺激效果。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在考虑到实施滞后和扭曲性融资手段两种因素的存在下，我国政府投资的对经济运行产生的实际效果。　　本文描述了一个包含习惯形成和私人资本具有可变利用率的典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在此基础上引入两个因素:一是政府投资存在的实施滞后，本文借鉴Leeper(2010)的方法，通过描述政府的支出过程来刻画这一情况;二是考虑到长期内政府的扭曲性融资调整，本文通过在模型中加入不同财政手段的融资方程来刻画这一情况，从而建立起一个符合本文研究目的的均衡系统。利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结构参数进行校准，并对动态参数进行了贝叶斯估计，进而分析在不同的实施滞后期下政府投资冲击对消费、投资和产出等的动态影响，以及不同融资手段和融资速度下政府投资冲击的经济效应，通过政府投资随机冲击的脉冲响应图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传统观点认为政府投资增加会由于负的财富效应而使得消费下降，本文实证结论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机制。同时如果存在实施滞后，未来公共资本的上升将带来生产率的提高的预期，这将会产生一个正的财富效应，这种正的财富效应可以抵消甚至超过政府支出政策产生的负的财富效应。总体来看，实施滞后的存在使得政府投资对消费的短期影响被削弱。　　其次，本文实证结果验证了在不存在投资时滞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增加会使得私人投资下降，随后随着边际生产率上升，私人投资上升。当考虑到实施滞后时，由于私人可以预期到政府的投资计划，从而受理性预期的影响，实施滞后的存在将使短期的私人投资减少，直到政府投资的生产率效果发生作用，私人投资数量才会增加。总体来看，私人投资的上升将被延迟，同时私人投资的下降程度要大于传统观点中没有考虑时滞的情况。　　再次，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在不存在投资时滞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对产出的传导机制:政府投资增加带来劳动供给增加，从而有正的产出效应。实施滞后的存在使得公众产生一个政府投资提高的预期，从而减少劳动供给，导致产出效应被弱化。并且滞后期越长，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的产出效应越小。　　最后，在长期中为了实现预算平衡，防止债务占产出比例过高带来的风险，政府增加税收或者是降低政府消费会抵消一部分来自于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增长效应，但政府不同融资手段的使用将对财政政策效果产生不同的长期影响结果。使用增加税收的手段来弥补财政赤字都将会更大程度上削弱政府投资的刺激效果，并对私人投资产生负向影响，而使用减少政府消费会在较小程度上影响政府投资的刺激效果。同时政府融资约束的时限不同，将使得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大小不同。快速融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投资的短期刺激效果。　　因此，我国应努力提高基建项目效率，确保资金及时到位，缩短滞后期，并适当降低对政府投资大型项目建设的依赖，将政府支出向民生倾斜，同时应权衡不同财政融资手段的融资成本和由此所带来的福利成本，来确定不同时期最优的财政融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