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产问题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一个侧面。所谓庙产问题,是指清末新政以来国家和地方势力大规模征用、侵夺民间庙产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它既是清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产生的新问题,同时又是传统宗教政策和地方社会政教关系和教俗矛盾延续。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上海是20世纪以来各种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体现得最为鲜明的地区,同时也是庙产纠纷较为集中和激烈的地方。上海地区发生的这些庙产冲突,既是全国性掠夺庙产风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上海地区庙产问题的产生,与清末以来国家征征收庙产政策分不开。1902年,清廷下诏实行“庙产兴学”,上海地方官民随即响应。另一方面,上海开埠后佛教文化一度繁荣,各类庙宇大量兴建,为征收庙产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在传统中国,国家对各种宗教形态一直是利用与限制并举,特别是在江南地区,由于社会风气较为开放,国家对民间宗教的管控一直相当严厉。这种宗教政策也随着清末新政改革的到来而获得了新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形式。上海庙产问题表现为多种形式,其中最普遍的是庙产兴学。此外,新政时期开办工厂、兴办警务等,特别是地方自治的推行,也都不可避免地会利用寺庙的房屋和财产。同时,由于当时社会动荡,地权关系混乱,宗教寺庙与世俗社会之间的财产纠纷亦较为常见。而围绕寺庙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也成为当时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在此过程中,官府、地方自治机构以及僧侣和民众都按照自己的行为逻辑,形成了复杂的博弈关系。民国建立后,一方面,争夺庙产之风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僧侣和民众也开始利用新的司法制度加以抗衡。两相博弈的结果,一方面寺庙的所有者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己的财产,另一方面,寺庙的产权状态也更为清晰、明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