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人物报道是我国新闻媒体的一种传统报道样式，也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大特色，其产生既根源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典型示范”和苏联的“典型宣传”，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延安时期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使命使然。通过归纳分析国内学者对典型报道的种种定义，本文界定了典型人物报道的内涵和外延，认为典型人物报道是对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的持续的集中的报道，强烈的宣传色彩、具象的情感冲动、抽象的道德感召和多维的推广模式是其本质特征；新闻典型与文学典型既相互区别，又存在交叉点；由于人物事迹和精神意义侧重点的不同，典型人物的话语内涵可以区分为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杰出人物和平凡人物。本文将典型人物报道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建国前的初创期、建国十七年的探索期、“文革”十年的伤痕期、“文革”后至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元期。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报道实践、传播效果和报道特点的梳理与分析，总结出典型人物报道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审美意义。它不仅以榜样的力量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而且许多典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化身；它既是当下构建和谐盛世的时代呼唤，又为当前困顿迷茫的人们提供思想的导航；它既指引人们实践真善美，走向自我完善，又启迪人们关于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思考。建立在对典型人物报道现实状况的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自90年代以来其报道数量的减少、规格的降低和效果的弱化等表明典型人物报道的“式微”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分析认为其走向式微的原因不仅在于外部条件如社会形态、人文环境、媒介生态、大众心理等的变化，而且在于报道本身存在的一系列缺失，如内容的陈旧化、主题的政治化、形式的僵硬化、表达的模式化、时间的滞后化、细节的虚假化、人物的理想化、生活的表象化、思想的平面化、精神的概念化、逻辑的教条化以及典型的“泛尸化”等等。年度人物评选是近几年来涌现的一种新型的典型人物宣传报道模式，“感动中国”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本文通过对其独特的传播理念、丰富的传播内容和新颖的传播方式的解读，揭示其深受欢迎的原因，为今后典型人物报道的有效性传播提供借鉴。21世纪以来，以都市报系列为代表的市民化报纸在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领域大显身手，其以新闻报道的短小、鲜活、新颖和贴近等为特征，与党报系列密切配合、相互补充，为日益疲软的典型人物报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与党报系列的报道经验的互相借鉴则为典型人物报道的改革和创新了提供了养分。本文跳出了典型人物报道研究的地域局限，将其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传播环境中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对比分析了台湾《中国时报》陈定南报道和《人民日报》牛玉儒报道的异同，而且分析了西方社会对于典型人物的树立。西方新闻学界没有类似于我国媒体“典型人物报道”的概念，原因在于中西新闻体制、新闻理念、文化传统等的差异以及西方新闻界对“宣传”的讳莫如深，但是媒体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塑造自己的典型人物，不管是真实的新闻人物、亦真亦幻的英雄人物还是虚构的英雄等等。不同的新闻体制和文化传统等因素造成了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的差异，比较研究于是提供了开放的视野，为典型人物报道实现入眼入耳又入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典型人物报道尴尬的现实处境并不意味着其将走向消亡，从政治要求、时代要求、文化要求、大众需求以及传媒需求等角度考虑，典型人物报道有其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典型人物报道要实现传播的有效性必须以报道理念与报道方式的革新为前提。本文认为，在报道理念上，典型人物报道要实现宣传理念向新闻理念、传者中心向受众中心、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以及英雄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在报道方式上，则要采取平民视角、淡化说教信息、突出典型个性、增加趣味元素、实行媒体联合作战以及实现报道手法的创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