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时代。风险已渗入了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风险社会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表征。当代风险问题的凸显,迫切需要人们审视当代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反省自身实践活动的负面效应和社会发展的副产品；揭示当代风险的特性及其产生的根源；探索化解风险问题的出路。
　　 现代社会整体所发生的重大变迁,也带来了社会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以贝克和吉登斯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家关注的焦点是现代社会的高度风险性问题。他们从风险整体转型的视角研究当代社会的重大变迁,认为现代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之中。风险社会理论凸显了当代社会风险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代表了人类自我探究精神的高度成就。
　　 如何看待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如何看待当代风险的独特性、根源及其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拓展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如何认清中国社会风险的形势?这些问题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视野出发,批判地吸收风险问题研究的相关理论,突破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局限,进而拓展风险社会理论的审视维度就成为本文的主旨所在。这无疑也具有双重的意义:从理论意义上看,风险社会理论的批判与拓展不仅有助于澄清和丰富风险社会理论的观点和内容,而且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从现实意义上看,风险社会理论的合理建构有助于全球化时代人们树立科学风险观念,正确认识和把握风险整体转型问题,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和和谐社会构建。
　　 风险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风险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人类的风险意识也在发生历史的变迁。风险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可能发生的危险”。风险虽然古已有之,但当代风险变得异常复杂,风险类型出现多样化趋势。从风险与人类生存紧密相关的领域来看,主要表现为生态领域的风险、政治领域的风险、经济领域的风险和社会领域的风险。在广义上使用社会风险概念,有利于从风险整体转型的视角把握当代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迁。从宏观社会变迁的维度考察社会风险的历史演变有助于突出当代风险的整体转型,从而表现了本文研究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
　　 回顾西方风险问题研究的历史,当代风险问题的凸显,在不断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问题研究范式的转换,风险问题已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主题。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体现了人们对“风险问题”的认识已经从最初的“现实关注”提升到了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理论自觉”。风险社会理论之所以能够做出独到的研究,在于它将人为因素、自然因素、生态因素、制度因素等纳入研究视野,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将风险与现代性的关系置于社会变迁的宏观考察之中,开辟了审视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维度。虽然风险整体转型问题是在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才被作为一个社会理论议题提出来,但是作为社会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社会异化等负面后果问题早在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异化理论、熵理论中就曾被深入地阐述。此外,风险社会理论也正是在与后现代主义对话与交锋中确立起来的。这些理论不仅是审视当代风险问题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也是批判和拓展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理论背景。
　　 风险社会理论成为风险问题研究的理论范式是分析当代风险问题的最直接的理论前提。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开拓者和主要代表,他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并在一系列的论著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吉登斯也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代表,他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涵。他们的理论在保持论域一致的同时也有其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侧重点。本文综合两人的论述,从整体上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进行了分析梳理,阐释了他们在四个方面所做出的重要研究:当代社会风险的独特性、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风险社会的结构性特点、风险社会的出路探寻。风险社会理论的贡献在于:揭示了现代性的“两歧性”和风险社会的结构困境,并为现代社会开出了“第二次启蒙”的解决药方。风险社会理论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流派,而是从风险整体转型的视角审视当代社会变迁的理论统称。当代风险问题的复杂性,也使得风险社会理论必须不断得到修正和拓展。风险文化论、生态政治学和生态现代化理论等是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富于建设性的修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虽然对当代风险问题做出了开拓性研究,但其内部仍然有很多问题有待澄清和深化。
　　 现代社会的高度风险性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应该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之中。从马克思主义视野出发,作者认为现代社会是根基于人类实践活动二重性基础上的社会。正是由于现代实践本身的矛盾性与两重化使得风险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内在品质。基于此,本文首先从马克思主义视野出发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出发,对当代风险的根源进行了独特揭示,指出劳动异化是当代风险的实践根源,生产关系异化是当代风险的制度根源,文明异化是当代风险的文化根源。在对现代社会三重异化揭示的基础上,本文的批判矛头最终指向全球资本关系。最后,本文还从唯物史观出发剖析了风险整体转型的内在机制:科学技术效应、社会发展代价、社会矛盾运动。本文认为当代风险是由人类不合理的社会发展方式和实践活动所导致的后果。
　　 风险体现了人的一种特殊的生存境遇。当代风险的整体转型恰恰在深层上凸显了当代人类生存的一种令人担忧的命运。因此,研究当代风险问题,应该从人的发展角度来加以把握,这也恰恰突出了社会发展哲学的理论高度。作者认为,当代风险是一种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和寻求精神依归的文化家园构成全面威胁的“类性风险”。“类性风险”产生的人性症结在于:从狭隘的我群、我族、自我利益出发而没有站在类生命的高度,单纯强调人性的片面发展而不是类本性的全面发展,强调理性的外向张扬而忽视心性的内在提升。当代风险凸显了人与自我实践后果的矛盾,也就使人与文化的矛盾上升为人类面对的主要矛盾。人与文化的矛盾是发展性的矛盾。在当代,文化的二重性矛盾日益突出,风险社会理论再次提出了人类自我反省控制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通过对文化的反省批判确立合理的自我意识及风险意识是走出风险社会困境的必要前提。
　　 自我反省是当代人类所需要的自我意识。但是这种自我反省最终必须内化为人类的一种自我控制行为。风险社会理论表明:当代社会风险在责任确定上存在着“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问题,从而使制造风险者逃脱责任,而当代社会又在规避这种风险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上出现结构性困境。基于此,作者认为,通过文化批判扬弃文化对人的否定作用,追求文化对人的肯定作用；通过全球风险责任伦理构建,消除人类的自我迷信,强化人类的自我反省控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坚实基础。由于人们对于文化的肯定性方面已经有了较充分的认识,而对于文化的否定性方面则缺乏应有的认识,所以,当代人类需要加强风险意识的培育,树立科学风险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从和谐关系出发来规避风险。《周易》以卜噬的形式,从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的不同关系组合的运动变化出发,演绎了风险与和谐的辩证关系,揭示了风险的普遍性和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的转化规律。它给我们的启示正在于强调从人的行动出发,通过重建和谐关系来化解风险。“和谐”不仅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面对风险社会,需要增强人们的风险意识,培育风险责任伦理,用和谐文化对抗制造风险的文化。立足中国,本文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通过和谐理念的阐发,增强人们的风险意识,培育风险责任伦理,提升规避风险的文化品级。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正是在促进和谐世界的构建。
　　 在当代中国,伴随着风险问题的凸显,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把握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是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保证的话,那么,正确处理发展与风险的关系就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本文认为,风险社会困境是由人类不合理的社会发展方式所导致的一种发展悖论,在发展与和谐的辩证关系中化解风险是摆脱风险社会困境的根本出路。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和谐因素正是潜在的风险。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要求从调整社会发展方式出发来超越发展的悖论、化解当代风险问题,从提升社会秩序的品质出发来超越风险社会的结构困境。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本文的价值关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