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其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都比较突出,农业发展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收入低于全国水平,生活恶劣于全国水平。对于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交通闭塞、思想封闭、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本地劳动力市场发育落后、信息不对称、民族文化习惯制约等因素影响,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体现出难度大、成本高、进展慢、收入低等限制。如何根据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高度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禀赋、文化特征、劳动力素质等特点,寻求一条能够有效解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推进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是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普遍受到三大难点问题的困扰：一是“劳动力转移悖论”,即转移过程中农村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不断流出,形成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愈加扩大这一恶性循环。二是“城乡就业怪圈”,即在相对发达的工业经济与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使城镇就业概率越高,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就越多,从而形成“城镇现代部门扩张得越快,就业机会创造得越多,失业率就越高”的怪圈。三是“异地转移难题”,即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以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各大中城市流动为主要途径,这一模式不仅带来“民工潮”等诸多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与劳动力自身生活质量水平提高的问题,也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等带来了一定隐患。本文认为,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具有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宗教与文化拉力强大等特色,围绕上述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旅游经济,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领域就近就地向旅游产业转移,实现“离业不离家”式的生产结构而非生活地域的转移,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和甚至解决上述“三大难题”：一是可以有效吸收民族地区高素质旅游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解决民族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流失和农村产业空心化现象,缓解城镇就业压力；二是可以通过旅游投资项目和旅游消费吸引资金回流农村,从而实现资本积累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增长；三是旅游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城乡收入预期差异,从而改善农村劳动力长期异地转移给城市社会、就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发展旅游经济是解决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题的最佳劳动力转移模式。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目的是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剩余劳动力转移、流动特征与影响因素、经济效益、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评价旅游经济发展对西部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若干重要影响以及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探讨通过发展旅游经济扩大西部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的途径。论文按照“文献综述”→“理论局限”→“模型修正”→“模式选择”→“问题分析”→“对策建议”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证。首先,论文在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和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该地区当前劳动力转移中面临着若干重要理论局限和现实难题,必须探索一条适合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创新性转移模式。其次,论文结合民族地区特点,对经典“推-拉”模型、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进行修正和重述,证明大力发展以旅游经济是有效解决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难题的重要有效途径。随后,论文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多重特征、转移效应、现实障碍三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并从产业发展、城镇建设、旅游扶贫、社区参与、人才培训等多方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