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刑法在分解投机倒把罪的基础上新增的罪名,用以打击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但在刑法修订后,最高立法机关相继通过制定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出台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司法解释不断丰富非法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内容,不断扩大非法经营罪的内涵和外延,形成了非法经营犯罪构成的繁杂局面,给非法经营罪的适用造成诸多困难。大多学者认为导致上述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为非法经营罪设置了一个内涵宽泛、且限制条件寥寥的堵漏条款。①如何合理限制并正确适用该堵漏条款,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空白罪状及堵截构成要件的设置是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遭受质疑的两大焦点。文章第一部分依据相关的立法规定并通过理论分析,分别阐述了使用空白罪状和堵截构成要件的理由以及客观上它们存在的问题。然后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当如何合理限定空白罪状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堵截构成要件中的其他行为方式。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客观存在概括性和不明确性,最高司法机关试图通过发布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该堵漏条款适用的范围。文章第二部分对涉及适用堵漏条款的司法解释进行了梳理,并分别对它们及其所涉及到的非法经营行为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大部分司法解释因为没有恪守罪刑法定原则,没有恪守堵漏条款的立法原意,不但没有限制堵漏条款的适用,反而对堵漏条款进行了不合理的扩张。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结论。笔者在总结前两部分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正确适用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防止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扩张,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应当严格把握堵漏条款的立法精神,制定一部统一的立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