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盟各国的主权债务危机风波不断,美联储两轮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催生全球通胀、美元贬值预期,规模庞大的美国债务的可持续性,作为主要国际储备形式的美元资产的安全性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以及美国国债最大的国外持有人,当前形势下如何运营管理好规模庞大的“美元资产”是我国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美元资产折射出中美两国的经贸格局、货币关系以及政策协调等深层次的问题,其转化和调整又影响着以“美元资产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进程。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直接确定为中国美元资产,对中国美元资产的生成机理、风险收益以及运营管理等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试图找出中国美元资产生成的“因”与“果”,解开“美元陷阱(Chinas Dollar Trap)论”的“是”与“非”,为中国美元资产在现实运营管理中提供方向性的指导思路,对提高运营水平、完善管理体制提供政策建议。　　本文从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中美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及相互联系视角讨论了中国“美元资产”生成机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发现其累积和膨胀是“美元资产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的产物,是由中美两国“商品.货币”双循环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金融发展状况决定的。对于中国美元资产未来的出路,当前的主流观点是“美元陷阱论”。本文在对中国美元资产进行“收益.成本”均衡分析以及美国债务与通货膨胀、美元汇率的长期相关关系探讨的基础上发现,“美元陷阱论”的假设前提并不坚实,相关结论有失偏颇,美国债务规模扩张具有一定可持续性,且其债务扩张从长期来看也并不必然与美元贬值直接相关。因此,中国美元资产运营管理中的“减持美元资产、进行储备资产多元化”的思路存在误导性。本文认为,在既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中美经济增长模式下,中国当前持有的美元资产规模是博弈均衡的结果,当前持有的美元资产处于“成本-收益”弱均衡状态,因此,对于规模庞大的美元资产不应盲目减持,应在“稳规模”的基础上优化投资组合,提高运营水平,完善管理体制。本文构建并估计了以购买力为基础的美元资产实际有效收益率,利用超出门限峰的极值理论,通过结合VaR与ES模型,定量估计出美元资产所面临的通胀及汇率风险,将投资组合的优化从资产结构和期限结构以及币种结构优化两个层面展开,结论表明在各币种名义收益率固定(资产和期限结构相同)的情况下,汇率因素对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首先应着眼于资产和期限结构的优化,币种结构优化需要在其基础上进行。最后,本文针对当前我国美元资产运营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而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应该加强中美两国政策协调,加快推进两国经济结构和“美元资产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