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94年由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以来,这一形势便一直持续至今,尤其是加入WTO以后,贸易顺差规模呈现出加速扩大趋势。巨额的贸易顺差不仅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长,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等种种内部经济问题,也使中国与其主要贸易出口国,如美国和欧盟地区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加深。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着重从内外均衡角度对近年来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及其相关解决对策进行了较详细探讨。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中国的贸易收支及相关理论,共分为两节。第一节首先对比了中国的经常项目及贸易收支。由于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主要是由贸易顺差引起的,因此理论上可以认为二者的成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然后对中国自1978年以来贸易收支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概括。第二节在对主要的国际收支理论和有关中国国际收支和汇率调节的重要文献进行简要概括和回顾后,发现以往的研究几乎都是以中国经济的外部平衡为基准,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内部平衡问题。同时,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后贸易顺差的继续加大也从事实角度反映了汇率并不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症结所在。因此,要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必须转换研究思路,从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角度入手。第二章——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原因探析,分为两节。第一节首先根据国民收入核算的等式推导出一国储蓄—投资缺口与经常项目的恒等关系,分析了近年中国储蓄率的过快增长是造成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3年资金流量表的详细分析表明,这一期间中国储蓄率的不断增长主要是由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率的相对上升引起的,而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实际上是处于相对下降的地位。进一步分解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储蓄率发现,居民部门储蓄倾向的波动下降和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长期下降是其储蓄率相对下降的直接原因;而政府储蓄率的相对上升既与其储蓄倾向快速上升密切相关,也归因于该部门在GDP中占比的不断上升。第二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本节首先简要概括了出口导向型和内需带动型经济增长战略,Felipe和Lim(2005)对中国国内需求和净出口分别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所做的分析表明,中国是在内需和净出口同时增长的基础上成功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但是,这一所谓“成功”的增长也暴露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明显的不平衡甚至扭曲——投资的过快增长伴随着居民消费需求的持续不足共同推动了净出口的过快增长。具体而言,首先是中国数目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促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给加快,而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导致了产品供求缺口的持续扩大。政府为维持经济稳定而进行干预,一方面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消费以扩大内需;另一方面,实施各项产业政策大力促进出口产业的发展,从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其次,中国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导致制造业产能迅速增加,对进口形成了一定的替代作用;同时,投资过度与产能过剩造成国内投资环境恶化和国内储蓄过剩,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欠缺完善,国内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因此只能通过经常项目顺差形式输出一部分,从而导致中国贸易顺差的进一步加大。第三章——中国高储蓄率与居民消费低迷的原因,分为两节。第一节首先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依据1992～2003年资金流量表对中国的储蓄结构及其变化进行了相关探讨。分析表明,居民劳动报酬所得和财产收入在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相对和绝对下降构成了居民在初次分配环节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本成本也推动了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的增加。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来看,企业部门收入占比虽有了明显下降,但自1994年后基本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政府部门是再分配过程的最大受益者,尤其是2000年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迅速上升;1999年前,居民部门还能通过再分配过程受益,但自2000年起,居民部门的再分配收入占比与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已经没有差别,2002年和2003年,前者甚至低于后者。这意味着,政府似乎并没有利用再分配机制在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本文接着分析了导致三部门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一些具体原因,结论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企业利润获得显著增长,尤其是中国数目庞大的国有企业在坐享高额利润的同时却从未向任何政府部门分过红,而其在教育、医疗、失业保障等方面应支付得成本却都转移给了国家;政府部门储蓄率的相对上升一方面源于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从公共支出角度而言,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在公共支出中占比有所下降的同时,并未有效提高社会文教支出,而行政管理费支出的过快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政府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而加大了居民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居民收入和社会公共福利的相对下降都构成了居民储蓄率相对下降的重要原因。第二节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持续不足进行了探讨,本节首先简单概述了中国居民消费的发展及现状,然后在对居民储蓄率相对下降的分析基础上,说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由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对下降引起的。而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进一步分解表明,居民工资收入、财产收入以及净经常转移在国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中不同程度的同时下降是构成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的主要成因。此外,包括诸如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完善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当前的消费需求。第四章——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解决对策,分为三节。第一节首先从中国的汇率机制改革对贸易顺差的影响方面简单说明了单一依靠汇率并不能达到有效降低贸易顺差的预期。然后依据“蒙代尔搭配法则”说明近年来,尤其是2004年以来中国所实行的各项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改善贸易顺差是不利的。第二节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简要提出了几点相应解决对策,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效降低企业部门储蓄率——国有企业向国家和大众分红;增加政府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加快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改革——房地产调控应促进中国创建全民共享机制。第三节为全文的结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