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确立了全面抗战的总路线。文化抗战成为全面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果夫于1938年3月提出的《文化建设原则纲要》确立了文化抗战的总纲,明确提出抗战时期文化建设以民族国家为本,振奋民众抗战士气为重。同时政府对文化建设采取大棒加金元的政策,一切以政府需要为导向。《文化建设原则纲要》提出鼓励题材为历史上先贤英雄的文化创作,作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手段。美术作为重要的文化形式,也被纳入文化抗战的体系。这一时期,美术抗战的理论代表作是朱应鹏的《抗战与美术》,全书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与昂扬的战斗力,符合政府的文化抗战方针,抗战期间美术界的部分具体抗战措施,也与此书契合。另一方面,这本书的思想内核是国民政府借抗日战争之机,用三民主义统一思想界,政治上巩固一党独裁的统治。实践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首先采取具体措施进行美术抗战,徐悲鸿与第三厅有密切联系。在第三厅的推动下,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成立,徐悲鸿担任该协会的常务理事。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的严密监控。该协会所完成的事项和工作重心更多在配合政治和军事上的抗战宣传,而不可能是纯艺术上的美术学讨论,所进行的美术活动的实质是以美术作品为宣传武器,进行文化战斗,例如举办劳军美术展等。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注重美术宣传品的速成性和民间性,重视宣传远胜过讨论研究。通过政府宣传,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论深入人心,成为抗战时期思想界、文艺界的指导思想。各种宣传性画作中,历史画也成为有力的宣传工具。根据古代美术典籍记载以及近代以来西方历史画在中国的传播可知,历史画在中国民间有着相当大的群众基础,且历史画选择的故事表现了画者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的思想倾向,蕴含丰富的社会或政治隐喻,具有强大的民族文化宣传功效。在众多中国传统故事中,愚公移山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历朝历代对愚公移山这个故事的记载众多,通过梳理可发现,这个故事在历史上不仅流传甚广,而且评价甚高。虽然有一些人认为他愚蠢笨拙,但更多的评价是积极的、正面的、赞美愚公的：赞美他坚毅不拔的毅力,或者赞美他以强大的精神力打动神灵,再或者指出大家庭子子孙孙的帮助才是愚公移山成功的最重要保障。到了近代,愚公移山的故事依然广受欢迎,在媒体上屡见不鲜。抗战时期,愚公移山这个故事与抗战精神相结合,其中的代表作是1939年仉均替的文章《愚公移山的故事(什么是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篇文章中,愚公移山被赋予了政治上的特殊含义,与抗战大背景紧密结合,故事中的人物与抗战期间敌我各方面势力都可以一一映射,以此激发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争取世界大国的同情和援助,帮助中国获得胜利。徐悲鸿对国民政府的抗战一直持支持态度,多次卖画筹钱捐给政府。1940年,身在南洋的徐悲鸿在印度完成了《愚公移山》的创作,配合国内抗战宣传。从艺术层面上说,这幅画是徐悲鸿新国画理论的体现。徐悲鸿受康有为的启发,对传统国画持否定态度,并通过留学确立了自己以西方美术为价值尺度的绘画理论。“新七法”是他改良中国画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忽略了气韵的总纲性地位,对传统中国美术造成颠覆。在创作《愚公移山》之前,徐悲鸿已经绘制了《先贤女子像》、《九方皋》、《田横五百壮士》等历史画,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但是《愚公移山》画面中人物服饰和发型缺乏基本考古常识,人物形象与徐悲鸿之前的作品雷同,缺少创新。整幅画缺少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更多的是通过巨大的尺寸和扑面而来的人体形象给人视觉冲击。《愚公移山》的面世虽然符合政府的宣传工作,但是当时全国有影响力的报纸,只有《申报》有小篇幅的报道。《愚公移山》虽然在艺术上的成就不大,但符合上层政治的要求,堪称响应文化抗战这一政策的模范作品。这就是《愚公移山》这幅画问世的目的和意义所在,也是抗战宣传画这一类特定时期作品问世的目的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