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状况是由自然环境、制度、人力资本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薄弱的农村经济社会基础,造成了农村贫困人口多、分布广的基本格局。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提出:“改善贫困地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普及基础教育、健全医疗卫生服务、解决饮水安全、提高通车率、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目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2001年以来,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有了显著的增加,从2001年的100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1260.95亿元。财政扶贫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围绕改善贫困地区的物质基础和就业机会等目标,通过为贫困地区种植业、养殖业、修建农田水利、道路交通等公共设施等以及为贫困人口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等提供资金支持,从而能够有效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居民收入水平,缓解贫困。通过长期的努力,我国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46224万人减少到2019年的551万人。然而,由于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扩大,加上财政扶贫资金存在效率缺失问题,“贫困—低效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贫困循环依旧难以打破,直接影响了扶贫资金效果与作用的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作为公共产品,能够有效提高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水平、弥补市场失灵现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但财政行为及财政扶贫政策实施的效果程度值得我们关注。论文研究依照“文献梳理—理论机制—现状分析—模型构建—实证研究—政策建议”的分析脉络展开。本文在梳理财税政策和贫困治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财政行为影响贫困治理的理论机制,揭示了财政扶贫政策与减贫的现实情况;系统全面考察了财政分权、财政支出、收入分配差距对贫困治理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拓展性地实证分析了财政教育支出、财政转移支付对贫困治理的政策效应,多维度分析并系统评价了财政行为对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非线性效应和外部效应的作用特征,最后对我国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促进贫困治理路径进行了设计,为我国财政扶贫与贫困治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全新思路。本文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研究结论:1.采用极化指数对我国区域财政收入分权的地区差距进行了分解,并通过建立空间面板分位数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减贫的直接影响效应,经济增长相互作用对减贫产生的间接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1）总体地区差距呈现出下降态势,这说明我国财政收入分权的聚合程度在不断增强。组间差距缩小与组内聚合程度增强是我国财政收入分权的空间极化程度下降的主要来源。（2）采用空间面板分位数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农村贫困和城镇贫困存在空间依赖作用,且农村贫困的空间相关系数略高于城镇贫困的空间相关系数;财政收入分权对农村贫困减少和城镇贫困减少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财政支出分权对农村贫困减少和城镇贫困减少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贫困减少和城镇贫困减少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财政收入分权集群对农村贫困减少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财政支出分权集群对城镇贫困减少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经济集聚对农村贫困减少和城镇贫困减少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因此,促进我国反贫困工作的关键点在于空间因素下财政分权政策的合理制定与实施。2.通过空间半参数非线性Durbin模型构建和估计,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对贫困治理的空间非线性影响效应。主要得到以下结论:城镇贫困和农村贫困在区域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依赖性,本地区贫困程度的减少对相邻地区减贫工作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我国贫困地区呈现出集中连片的分块聚集特征;财政支出、支农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减贫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支农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在区域间呈现出显著地正向空间外溢效应;而财政支出在区域间呈现出显著地负向空间外溢效应,即财政支出竞争会对相邻地区减贫效应起抑制作用。3.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出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空间关联关系,以及财政教育支出对农村减贫的空间关联影响效应。空间关联网络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在空间关联上呈现出复杂的、多线程的网络结构;QAP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区域间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与农村贫困联动矩阵呈现显著负相关,区域间技术发展水平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农村贫困联动矩阵呈现显著正相关。4.根据专项转移支付数额、是否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建立模糊断点回归模型,研究国家级贫困县资格对于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国家级贫困县资格能够使得本县的专项转移支付增加2.4万元左右,同时每增加1万元的专项转移支付就能够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大约0.482元,专项转移支付的增加对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适当增加专项转移支付能够在一定程度解决农民人均纯收入低的问题。5.运用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察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与贫困间蕴涵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当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数和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数处于低阈值时,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贫困和农村贫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数和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数处于中高阈值时,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贫困和农村贫困不具备作用,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6.选择人均财政扶贫支出作为投入指标,选择贫困人口减少数和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作为直接产出指标,选择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农林水事作为间接产出指标,选择城乡收入差距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运用非径向和非角度的方向性距离模型测算我国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政府财政扶贫资金绩效水平从2000年的0.262上升到2016年的0.808;区域分布上,东部地区财政扶贫资金绩效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以上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实现经济增长和提升减贫效果。完善地方税体系,保障贫困地区税收结构合理性;构建专项税收扶贫优惠政策体系;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切实保证扶贫投资项目税收优惠的规范性及其落实落地;加强财政支农支出,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教育支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农村医疗支出,提升农村贫困居民抗风险能力。（二）实现我国扶贫效用的路径选择和机制设计。引导社会参与扶贫工作,政府在反贫困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能够有效发挥扶贫资金优势;完善市场化扶贫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参与的扶贫机制的“岗底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减贫效率;实行精准扶贫机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工作的目标导向,目前,我国扶贫工作出现瞄准偏离、资源溢出以及功能异化等制度困境,精准扶贫在于利用政策改善扶贫过程中的不公平,达到扶贫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扶贫开发资源短期减贫效应和脱贫主体可持续长效发展,强化扶贫模式协同,健全脱贫人口返贫风险预警,从而使得扶贫瞄准机制由县级瞄准转变为村级、户级瞄准,全面推进农村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贫困治理的区域联动机制,贫困地区的生态资源通常呈现出集中成片和跨地区存在的现象,亟需改变地区封闭切割和恶性竞争的贫困治理模式,建立区域贫困治理的联动机制,切实开展互信共赢的贫困治理产业发展新模式,强化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区域协作,建立产业扶贫和科技扶贫的配套机制,实施城乡贫困协调治理机制,探索贫困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新动力,开展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协同耦合治理,从而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扶贫政策和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