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是人类文明的深刻的痛。“斯坦福大学哲学大百科”把自杀归入人类自身“最难解释及解决”的问题行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仅2000年，全世界便有约815，000人卒于自杀，在西方，平均达10人/10万人的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催生了以法国的durkheim为代表的将自杀归咎于社会紊乱的外因论自杀社会学派，并正式开创了现代自杀学；也派生了从自杀者心理、基因等内因入手的其它自杀学分支。　　 尽管通常被纳入心理学门下的现代自杀学为消解人类的自杀问题做了大量工作，但人类尤其是西方社会的自杀率仍然没有显著且稳定的下降。需要是动力的动力，一些以实践为使命的热情的西方非主流哲学家，也聚集在“哲学咨询”(Philosophical Counseling或Philosophical Practice)的旗帜下，探索自杀的解释之法、解决之道。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哲学咨询”，成为哲学谱系内的罕有的朝阳学科，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从业人数已达万计，遍布全球的哲学咨询工作者，正以全职或兼职的方式为陷入精神困境的灵魂提供非宗教的哲学治疗服务。我以为，这可能代表了一种哲学发展的新的方向，而且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一个方向。　　 在中国，每两分钟有1人自杀死亡，自杀已成为中国15至34岁人口的第一位死因。而自杀未遂者更是完成者的10倍以上，受到自杀事件困扰的人群更为广泛，按每一起自杀事件直接影响5个人计，每年约1700万中国人受到自杀的直接的困扰。但是，对此，以改造世界促使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为旨趣的中国当代哲学家或日哲学工作者做得很不充分，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缺席。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本文通过对拯救自杀的个案性研究，探讨哲学介入生活的可能。　　 本文按照自杀是什么、哲学能做什么、哲学怎么做的逻辑框架展开。　　 在绪论部分讨论了人类的自杀现象的普遍性以及带来的困境。　　 自杀乃人类之痼疾。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然而，每年人类有近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大多数可以并值得拯救，而自杀者的心灵死亡一般早于心脏死亡，令哲学具有先天的解决问题的优势；而自杀者的思想的杂说性，则使得只有博学的哲学家才能游刃有余地与之对话；此外，一般而言，自杀者渴望哲学家的援助；同时，尽管现代意义的自杀学诞生也近1个世纪，尽管1954年，伦敦就开通了人类第一个自杀问题电话热线，但人类的自杀率非但没有随着科学的一日千里的发展而显著降低，在很多国家与地区，自杀率不降反升。人类征服着自然，却不能征服自己。自杀问题的解决需要哲学家的出场，原因有几：1.灵魂问题物质化，最终导致不治化。忧郁是CT不出来的，头疼要吃头疼片，灵魂出窍则需哲学瞧；然而，灵魂问题却被物质化，导致治疗成本攀高；2.医生救人，自己却步人后尘，精神病医生的自杀率是常人的4倍。3自杀学陷入描述医学的歧途，以解释代替拯救。事实上，解决自杀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最终还是要靠思想斗争。在自杀学的无能处，哲学必须尝试启航。　　 本文将自杀基本定义为“故意取己性命的行为”，并回顾了自杀的基本原因，自杀原因可按三种方法分析：1情感诱因分析法(或因子法)，将自杀一分为三，分别为恨出于仇恨的自杀、出于爱的自杀和出于空虚的自杀。2自杀动力学分析法(或公式法)，该法引入痛苦公式，认为一切人在自杀合力大于等于生存力的时候都可能自杀。3马克思主义的自杀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有制不是万能的。共产主义里也有自杀。共产主义可以消灭犯罪，但不能消灭犯错。自杀乃绝望的心灵的最后的肉体发言自杀，在大多数时候，是人对人的否定或诀别，是对矛盾的对立性的无限放大后的肉体表达，是空虚的灵魂的消融。自杀往往是人生最后一杯也是最大一杯形而上学的鸩酒。解决人生之根本问题必须从最根本处入手，从心开始。　　 第1章讨论自杀问题何以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文章先讨论了自杀这个徘徊在人类精神领空的幽灵的一般状况。自杀是人类文明的近乎永恒的痛，自杀是一个旷世难解之迷。世界卫生组织的连续观察表明，半个世纪来，在全球未再发生世界大战，并且人类文明空前繁荣的情况下，人类的自杀率却在稳步上升(虽然个别地区、个别年份也会发生零自杀现象：但只是特殊情况下的偶有发生，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伴随着自杀率的增加，自杀者的人口质量也相对较高。人类较优秀分子的自杀率相对较高于常人；并且，在人类社会老年化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下，人类的自杀，却正呈年轻化之势；就性别而言，女性的自杀率比男性自杀率一直较低。　　 自杀者是否需要拯救呢?答案是肯定的。著名的自杀圣地美国洛杉矶金门大桥的统计表明，94％的人在自杀未遂后仍活了25年或者死于自然原因，只有6％的人再次轻生，自己结果了生命。反对者的所谓自杀基因论及宿命论：均已被证明为不能证明的假设；而自杀拯救者的斐然的成绩单也以实践做出了不容置疑的回答。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不仅需要求真，更还需要求善。因此，面对人类自杀问题的严峻性以及社会负面作用，哲学不能自我放逐于自杀问题的领域之外。我们认为，自杀者完全可以被哲学拯救。孔子日：“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心的死亡是哲学的死亡，每一个人，纵然是凡夫俗子，也都有自己的哲学，对自杀者而言，哲学上的死亡在先，医学上的死亡在后，而大部分的哲学的死亡是可以通过哲学拯救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哲学也会有无力回天之处，因为在本质上，只要愿意，正常人有绝对的自杀能力。比如古罗马贵族伽图以自毁内脏的方式自杀，当代中国江青的自杀则是用手帕上吊。但绝大部分人的自杀意志并非牢不可破，而是完全可以被拯救，况且，举凡自杀，必有征兆。　　 将自杀问题纳入哲学视野对哲学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对自杀问题的介入，使得哲学回归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精神，也令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哲学，同时，哲学回归生活也是哲学正常合理发展的重要途径。哲学对自杀者的拯救也是哲学的自救。拯救的自救性，又将为拯救技术的进步提供澎湃动力。哲学家对自杀问题的回答，对哲学而言意味着四个“回到”：1哲学回到问题的世界。问题就是时代的脉搏，而号称时代精神的哲学，必须应脉而搏。2哲学回到运动的世界。3哲学回到实践的世界。如果我们坚信哲学是支好箭，就应当将之射向实践之鹄的。“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如此者也，哲学岂有不衰之理?哲学如果不是担当实践家，而是作为实践的观众，自然要被实践所冷落一旁；哲学拒不与实践发生关系，自然也被实践所抛弃。4哲学回到大众的世界。因为大众的世界是哲学的客户，大众的世界也是哲学的源头。回答自杀者的提问，将迫使哲学以介入生活的方式返回生活，在服务具体对象的过程中，完成具体-抽象-具体的求真之旅、特殊-普遍-特殊的求善之路。　　 第2章回顾了人类自杀问题研究的概况。　　 我们首先回顾了哲学史上有关自杀问题的论述。总的说来，人类哲学家很少直接地就自杀问题发表看法。　　 西方哲学家对自杀问题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毕达哥拉斯主张：我们决不可以自杀来逃避；苏格拉底则认为：即便“自己”也是不该伤害的；柏拉图则得出结论：一般的自杀是恶；亚里士多德表示：人无权自杀；斯多葛派主张：自杀乃人的自由；圣奥古斯丁认为：自杀永远是一种罪恶，即便为逃避强奸；休谟则疾呼：自杀合理：霍尔巴赫在批判宗教时指出：宗教本身也是人类自杀的推动者；黑格尔则宣布：自杀是人类的特权；但人没有权利行使之；康德推论：人只可以作为目的，所以自杀不可取；而现当代的西方哲学家则大多将自杀归罪于社会，认为自杀者死于他杀，社会是凶手。叔本华认为：自杀乃人权，但(随便)使用之则是愚蠢的；尼采则号召：自杀光荣，当不再能骄傲地活着时，人就应该骄傲地死去；弗洛姆研究发现；是变态导致了自杀，要防范法西斯主义的自杀。国内方面，虽然中国古人自杀明志、但中国哲学家很少直接地就自杀问题发表看法。好在中国哲学素以人生哲学见长，我们可以透过哲学家们的人生观推导其可能的自杀观。总体上，中国哲学家不赞同自杀，且道家的辩证法、儒家的休齐治平等都有预防自杀的积极意义，但儒家的杀身成仁说尤其是后期的礼教化，确实又助长了自杀之风。　　 关于自杀学对自杀问题的研究状况：国外研究方面，国外自杀学(现代意义上的)奠基自法国社会学家Durkheim的研究，Durkheim将自杀分为四类，他洞察到自杀源自价值观的被颠覆，这是一个伟大的判断，正确然而不够深刻。西方自杀学主要是反自杀学，也有教人自杀的自杀学；自杀问题基本被划拨给生物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哲学。西方对自杀的生物学研究认为：自杀似乎归咎于心理，而非生理；而自杀的心理学分析则发现：自杀源自自杀者坚信死亡可以敲开幸福之门；自杀社会学分析认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或之轻均可诱发自杀。而全球化对自杀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婚姻、性生活与自杀的关系的研究发现：好伴侣是生命之锚；至于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杀的关联性，研究结果发现二者并不直接相关，倒是酗酒会直接增加自杀风险，可以说酒乃自杀之友；而宗教对自杀的影响是明确的：宗教对自杀的禁忌越严，则自杀越少；城乡与自杀的关联性研究发现：急救不便是导致农村自杀完成率较高的关键因，性别、种族与自杀的关系是：自杀率男高女低，白人2倍于黑人；模仿行为会否导致自杀?是的。因此，“少年怀特效应”必须控制。在哲学分析方面，西方学界将自杀的哲学分析任务主要分解给伦理学。而偏重于自杀一线作战的哲学咨询，在西方则是方兴未艾。就国内而言，尽管中国素有舍生取义的传统，从汉至清，中国平均每年正史录得1人自杀，但中国的自杀学起步较晚，自民国方始。历经近1个世纪的发展，中国的自杀学研究呈现以下基本特色：自杀学基本上是反自杀学，自杀问题基本被划拨给心理学、精神病学；在自杀的哲学分析方面，哲学的分析停留在表层，哲学咨询尚待全面展开。　　 最后，作者从哲学角度审视了以往自杀问题研究的若干缺陷。认为自杀问题研究绝不能回避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追问，自杀问题研究要跳出单纯地解释世界的科学思维惯性，该出手时就出手——哲学介入已然箭在弦上。　　 第3章阐述了哲学介入自杀问题的必要性、可能性、特征、本质。　　 在论证哲学介入自杀问题的必要性时，作者分别从自杀者是否需要拯救、自杀者可否拯救、自杀者可否被哲学拯救三个方面入手，阐明了自杀是一种精神传染病，糟糕的世界观，便是其病毒库，柏拉图虽非万能药，但确实可以是好的精神食粮和精神药品。　　 而在考察哲学介入自杀问题的可能性时，作者提出，哲学的三个特点，决定了哲学堪当自杀者的思想拯救的重任，其一，哲学的反思是最深刻的反思；其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哲学的长项；其三，辩证法乃哲学的核心优势，令哲学家巧舌如簧、雄辩无碍。但哲学工作者在介入自杀问题时必须向苏格拉底学习，做哲学家而不是诡辩家。　　 在“哲学介入的方式和特征”一节中，作者提出，哲学介入当以对话为主要形式。那么，专业哲学家与大众的对话是否可能?回答是肯定的。对话是一门技术，一门危险的艺术：哲学家必须慎言如笃行。在哲学对话中，语言是对话的利剑，哲学家必须掌握之；不仅大众的哲学可以直接参与对话，晦涩的哲学可以间接参与对话，甚至致命的哲学也能参与对话——但必须把握好基调、方向。拯救现场的哲学对话，其实是一场类似宣传工作的攻心战，一场杜绝宣传的宣传，一场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宣传之战。哲学的介入是心的介入，哲学家要具备“五心”：A爱心。B动心。C宽心。要宽心，意味着不搞思想代理；要宽心，就要争取顺水推舟；要宽心，还意味着纵然江郎才尽亦不愠。D耐心。思想会反复、谬论会复辟，日复一日，胃需要填充，灵魂也需要抚平，耐心是对话的必需。E平心，哲学家与自杀者的心灵的交流务必以平等为要，思想的品味有高低，但思想者的品格无上下。　　 哲学介入的另一特征便是哲学只提供有限而积极的帮助。与宗教不同，哲学不为拯救而拯救，哲学甚至默许部分自杀，哲学认为，大致有三类人的自杀无需拯救：舍生取义者、安乐死者、畏罪自杀者。哲学的拯救不依赖信仰，而是通过知识。从这个角度上讲，哲学的介入是近乎中立性的，哲学介入自杀而非干预自杀；中立的介入，也是“不择手段”的介入，是有使命的非中立的介入。　　 最后，作者总结认为：哲学介入的本质，是人生价值观层面的开悟，人的心灵就像一个纷乱的战场，充满了陷阱、雷区、阵地，要占领，要防御；哲学介入在本质上还是思维方式层面的解蔽。　　 第4章讨论了哲学介入自杀问题的一些具体环节。　　 哲学介入自杀问题前必须做好一些精神准备，他将可能遭遇如下问题：1内部阻碍。哲学家内部会发生分歧，认为哲学介入自杀问题，是将哲学庸俗化，这其实是将有用的哲学与庸俗的哲学混为一谈了。2外部阻碍。哲学家可能遭遇政府的合法阻挠；还将遭遇自杀问题工作者们的所有遭遇，如时间上的应接不暇，哲学家本人精神及肉体都有受到攻击的危险等；哲学家还将独享一个特殊遭遇：思想谋杀的指控。　　 如何处理哲学与心理学的关系?我们将二者的关系定义为竞争中的合作的关系。在哲学医生与心理医生的关系方面，应把握如下几点：1团结共生。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2哲学向心理学学技，心理学向哲学学艺，在斗争中互有消长、共同成长。　　 哲学不仅应当与心理学协作，还要与文学联手，采取“哲学的内容+文学的形式”介入自杀问题。哲学家需要把思想换个包装，方可打入心灵。需要注意的是，哲学的文学化的介入必须警惕失效或负效的箴言，有的时候，文不载道，箴言不真。　　 哲学在特定的情境下、有限的范围内，可否借用宗教资源?完全可以。宗教是否具有反自杀的特效，尚无确切证明；但宗教作为一种非常手段，在非常情况下，也可以用来帮助自杀者出世而不去世，再给生命一个生的机会。　　 自杀危险的持久性，使得在公民教育中，必须嵌入哲学的反自杀功能。在国民基础教育阶段必须播下反自杀的种子，基础教育是基础的，但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大海在，灯塔在；人生在，哲学在。防范自杀需要终身的教育、全民的努力。自杀是人生的敌人，喜欢搞突然袭击，预防一个人的自杀，需要一个社会的努力，需要专业哲学家为大众提供基于大众哲学的哲学保护网。　　 哲学介入令哲学医生的诞生及哲学医院的构建成为可能。从PhD到PhD，从哲学博士到哲学医生，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不是所有的哲学博士都可以成为哲学医生。在哲学医生的业务范围方面，必然涉及到哲学医生为谁服务的问题，哲学医生可以为精神正常的人看病吗，答案是：一是可以，二是不大可能。　　 在哲学医院的基本理念、发展策略方面，作者认为，为促进哲学医学事业的发展，不妨以哲学咨询研究者为骨干，建立中国哲学医生组织。组织的目的是相互砥砺、为人民服务。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研究同盟。具体工作方针上，不妨在某个问题的解决上一炮打响，在初期不需要分理论、应用两路并进，而是混道行驶。必须高度重视调查，因为“调查-处方-调查”的循环始自调查。必须立志建立中国特色的哲学医学的标准，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迷信西方的下场是致命的，中国人必须寻找中国人的专门配方。对外公共关系方面，哲学医生应当不好战、不挑战但也不惧战。必须不辱作为人类的哲学医生的使命，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哲学医学道路。　　 结语部分，作者总结了自杀的根本解决之道：“汝爱，故汝在”。心中有大爱，怎么会走上人生的羊肠道，越走越窄，终于决绝?大爱爱人，爱众人才能真爱自己。爱人，才能救己。爱国，保家；爱人，存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