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学是晚清基础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它以学田为主要依托,以贫苦无力延师者为招收对象。在多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推动下,山西义学在晚清发展壮大并逐渐进入乡村社会,成为地方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引起了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本文以社会力量的参与度为划分依据,将山西义学的发展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即:顺康雍时期,其参与力量主要是官府,义学尚处于初建阶段;乾隆后期到嘉庆年间,官府力量不足,地方绅士开始参与义学事务,义学逐步发展起来;道光至光绪初年,是山西义学由城市向乡村扩展的大发展时期,一方面,清政府忙于内外战事,无力顾及基层教育事业,另一方面,远离战乱的山西,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士绅与晋商力量进一步增强,成为义学的主要支撑力量,商业运作利息成为义学的重要资金来源;“丁戊奇荒”后至民初,山西义学在学制改革和社会经济衰败的背景下走向衰落。晚清以后,山西商业发展迅猛,因而义学的资金有了更多获取渠道,义学田、生息银、官绅商等捐赠使得义学经费更为充裕。在地方士绅的主导下,延请义学师,招收贫苦无力延师学生,教授《千字文》、《百家姓》等儒家通俗读物。为便于下层民众谋生,多地义学也教授珠算,形成一种兼具理论性与实用性的教育模式。虽然义学对于下层贫寒子弟进入仕途的作用有限,但在山西这个商业发达、习商成风之地,义学却是下层民众习业从商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晋商群体的壮大。因而,在下层绅士的努力下,义学迅速渗透到了乡村社会。与此同时,乡民们的思想观念渐趋转变,僧侣与寺庙在乡村的地位逐渐下降,众多的寺庙被改造为义学,进而影响了山西乡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围绕庙改义学,山西乡村社会正在逐渐与国家政权接轨,朝着近代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