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转型语境中文学改良的重要组成，近代戏曲改良运动不但关涉戏曲观念、戏曲创作和舞台艺术的全方位变革，而且加速了剧作家、演员、观众、评论家以及戏曲经营者关系的现代转型。近代戏曲改良运动既是近代戏曲自身发展的需求，包含先进知识分子启蒙新民思潮的因素，更是西方戏剧文学观念冲击的结果。启蒙救亡语境中戏曲的自觉与他觉，改良戏曲案头与场上的不同视域，戏曲与话剧关于写意和写实因素的渗透交融，以及传媒话语权力对戏曲改良运动的影响等，就成为审视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的几个重要层面。因为文学作为活动是由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个核心要素构成的，故而对近代戏曲改良运动做出描述也至少应从时代语境、改良阵营、戏曲与话剧渗透融合、观众与传媒等因素入手。宏观而论，若把近代戏曲改良运动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现象，就应深入解析运动发生的社会文化与文学思潮背景，分析戏曲改良内部与外部因素变动以及改良运动发展及衰落的过程。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民族自信心的不足成为特别突出的一种底色，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的工具性自觉逐步演化为启蒙救亡时代风云中的一种必然趋向，于是，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转为讨论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戏剧对中国戏曲产生了哪些冲击，又是如何被戏曲反作用的？可以通过分析近代戏曲中说白与演唱的比重、曲律的突破与遵守、故事情节的重要性、生活化写实化布景的强化等因素找到答案。政治家思想家的戏曲改良理论与戏剧家艺术家的改良理论加以对照和区别，方能更清晰的察知改良运动阵营的不同形态。在微观方面，考察的重点就落在戏曲作品的主题内容与改良戏曲形式两个部分，而戏曲形式又必然包含体制结构、语言风格、舞台艺术等三个层面。总结改良运动中的新旧剧论争、大众传媒对戏曲改良的影响、改良运动余波及回潮等问题，实冀有一叶知秋之功效。近代戏曲改良参与群体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直接倡导和推动戏曲改良思潮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梁启超和陈独秀等人，他们对戏曲改良的大力倡导和远景规划对改良运动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二是以戏曲为职业的演艺人员和艺术家，如汪笑侬和梅兰芳等人，他们在实质上推进了戏曲艺术的近代发展，成为实践戏曲改良理论的中坚力量。三是吴梅和齐如山等戏曲理论家，他们指导策划演出并参与剧本创作，在改良戏曲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由于自强成为主导近代知识分子的核心思想，变革就成为别无选择的思路和策略，故而近代戏曲改良运动引起了知识界对戏曲艺术前所未有的关注。近代改良戏曲逐步出现了戏剧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新剧中的说白增加，演唱重要性降低；对曲律的突破或者说是不遵守；演出时写实性元素增多，表演生活化以及写实布景的大量运用；节奏加快，注重以故事情节来结构剧本；语言风格出现新旧杂糅和中西混用；剧本和导演作用逐步加强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话剧也在民族化的道路上积极前行。我们应全面认识中国近代戏曲的演进——既有戏曲向话剧靠拢的一面，也有话剧向戏曲趋同的一面，中戏西化和西剧中化的渗透融合从未停止过，并最终形成话剧与戏曲并行不悖的态势。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创造出时代需要的“新剧”，而所谓“新剧”对维新者和革命者而言主要是戏曲内容的革新，对艺术家演艺者而言主要是借鉴新潮戏剧形式，对观众来说更多是追求娱乐新感。戏曲改良其实是在政治思想宣传、艺术形式革新、娱乐手段革命三者的纠缠中摇摆前行的，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犹如一出在多重诉求中寻求平衡的生动舞蹈。近代大众传媒引导着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改变着演员、观众、剧场、剧本诸要素的关系。现代出版和摄影等传媒技术使得戏曲传播的范围和自由度极大增强，同时也强化了戏曲创作的案头化倾向。总体来看，思想家通过媒体倡导和引领戏曲改良的社会思潮，剧作家的创作心态与手法逐步以大众传媒为核心，艺术家的荣辱开始更多地受到传媒的左右，观众更是以传媒风尚为娱乐趣味的导向。1900年代，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尽管对中国戏曲多有批判，但他们至少认为旧剧加以改良是可以作为启蒙新民之利器的。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则论调陡转，出现了废除戏曲的新青年派，并在舆论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对传统戏曲的态度出现分歧，国剧运动者反思新青年派对传统戏曲的批判，肯定中国传统戏曲的价值，努力探讨如何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戏剧。1930年代，左翼戏剧界主张利用戏曲走向民众，以便更好地宣传革命和进行社会斗争，加之梅兰芳、程砚秋等人出演海外并取得成功，诸多因素开始促使文艺界反思传统戏曲的艺术价值。今日观之，近代戏曲改良运动退潮后的二三十年代，话剧界和戏曲界终于能够更加理性地研究戏曲，在客观上深化了戏曲改良运动的成果。当下戏曲的式微有目共睹，如何克服影响戏曲健康发展的困境，可以从近代戏曲改良运动中寻找借鉴，通过总结戏曲现代化及话剧民族化历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振兴当代戏剧文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