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生产力得到了快速提高,但是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的能源过度消耗以及环境严重恶化问题,俨然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之后我国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时期向高质量发展时期转变。同时,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频繁的技术封锁,“卡脖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制造2025》国家行动纲领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的基本方针,鼓励企业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作为四大板块之一的中部六省正走着一条从大农业产业结构到大工业产业结构的跨越、由农业省份到工业省份的工业化之路,其产业大多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因此造成了中部地区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加剧的现象。中部地区具有扩大内需和提升开放水平的最大潜力,在国家的区域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如何在中部六省实现环境治理与技术创新的有效均衡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本文对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和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对主要观点和结论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以2016-2021年中部六省4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对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面板回归模型;同时,将高管薪酬这一中介变量纳入到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机理框架下,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高管薪酬在二者之间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基于整个样本,根据企业的股权性质及地域分布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归纳和总结了回归结果和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研究结论表明:（1）环境规制对中部六省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主要原因是由成本挤压造成的;加之技术创新本身具有风险高的特点,企业不敢贸然进行技术创新。（2）在控制变量中,资产负债率和总资产利润率均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了抑制作用。（3）在加入高管薪酬这一变量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降低了,但显著性水平无明显变化,这说明环境规制不仅可以直接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抑制作用,还可以通过对高管在薪酬方面施加压力从而激发其创新意识这种途径来缓解这种抑制作用。（4）从股权异质性影响来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来说,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大一些。（5）从地区异质性影响来看,环境规制不论是对北方省份还是南方省份企业的技术创新均具有抑制作用,但对北方省份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抑制作用更大一些,结果表明,要适当加大北方省份的环境规制力度,避免其成为“污染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