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翻译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本文选取1898年辜鸿铭和1979年刘殿爵的《论语》英译本,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角对两译本生态、物质、社会、宗教以及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比较,以此来例证归化的翻译策略并不意味着对源语言文化成分的抹杀,归化同异化都可以致力于源语言文化的传播。本文分析了影响二位译者翻译的因素,包括译者的文化身份,翻译动机以及权力差异。研究发现辜鸿铭和刘殿爵二人的文化身份和翻译动机很是相似,但二人所处时代的权力差异有明显不同。在辜鸿铭所处的时代,中国同西方的权力差异较大,而刘殿爵所处时代的权力差异大幅缩小。本研究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角对《论语》中文化词的翻译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辜鸿铭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刘殿爵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通常认为把弱势文化文本翻译到强势文化中去时,采用归化是对强势文化的屈服,采用异化则是对强势文化的反抗。那么辜鸿铭所采取的归化是对西方文化的屈服吗?作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辜鸿铭是位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使他不大可能会屈服于西方文化。其次,辜鸿铭翻译中所传达的信息比较丰富,与刘殿爵译文中的文化信息相比,有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影响二位译者翻译的因素之中,权力差异是其不同所在,这也是二人选择不同翻译策略的主要原因。面对中西巨大的权力差异,为使其译文被西方文化所接受,辜鸿铭必须做出妥协,但他的翻译只做出了表面形式上的妥协,尽可能保留了其中的文化信息。刘殿爵翻译《论语》时,中国已经有话语权,而面对西方文化,他的翻译态度也明显强势。可以说,辜鸿铭的归化和刘殿爵的异化都是对强势文化的反抗。而且霍米巴巴认为,归化和异化都属于杂合,它们可以致力于同一个目标,这也为上述结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总之,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文化的屈服,归化和异化都可以用来构建积极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