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由于美国国内发生了以“安然”公司为代表的一系列巨型公司财务丑闻与破产事件,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并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SOX法案)并根据该法案成立了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其中302与404条款对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此法案及世界其他各国都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加强监管的背景下,我国于2008年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因此研究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国内外有关内部控制的文献研究进行了综述。然后,系统的回顾了美国内部控制的发展过程及我国的内部控制的制定与颁布过程与发挥内部控制应有的作用的方法。在回顾过程中,对内部控制的“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企业风险管理”五个重要定义及产生的背景进行了阐述。在前面理论基础上,对我国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进行定义为“2007年季度与年度会计报表的修订”、“2007年上市公司外部审计师的更换”两大类。通过手工收集整理200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制造行业的所有461家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整改报告”与“2007年度财务报告”的相关资料,运用了计量经济学中的“主因子分析法”从大量指标中选取十个重要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了二元二分因变量回归分析与统计描述,并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经济意义上的解释。最后,为了使我们的分析更加完整与具有说服力,对上述十个解释变量进行了边际分析,指出了这十个解释变量中最具解释力的三个要素。本文通过严谨的推论与五个假设的检验得出了以下四个结论:1.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公司的规模、经过调整后的管理费用,股权的集中度负相关。2.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比国有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要弱。3.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增长率与企业的性质这三个指标比其他七个指标对企业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更具影响。4.我国上市公司债务约束及破产风险对企业的内部控制约束不够,上市公司存在以牺牲内部控制为代价来追求相关制度考核要求(本结论通过边际分析得出)。根据我们的研究结论,我们又提出了针对性的五点建议:其中四点是针对前面的三点结论,最后一点是针对内部控制的披露现状,因为披露既有利于上市公司健全内部控制,也有利于外部的监管与学术界的研究分析。它们如下:1.建立健全企业的破产制度,加大企业破产的政治风险,打破国有控股公司不能破产的神话。2.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考核制度实行改革,建议取消不论公司经营情况而保留终身的行政待遇,促使公司高管结合自身薪酬加强公司内部控制。3.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考核实行多指标多层次全方位的考核,防止只重视经营绩效从而带来“背水一战”的赌徒心态。4.改革上市公司考核制度及再融资制度,实现上述制度“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5.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与外部审计师的鉴证报告实行更严格的披露制度,两者的报告责任需从制度上加以厘清与加大。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特点与对比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及本文的局限性。本文的创新点为:第一,在方法上我们实现了创新,在国内把“内部控制”作为因变量来研究。研究了影响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主要因素,打破了以往把内部控制作为其他因变量的解释变量的陈规,进一步深化了对内部控制执行效率影响因素的认识。第二,利用边际分析为我国相关规范性的研究结论提供了支持性证据。刘峰等学者非标审计意见的研究指出我国外部制度环境相对缺失,风险意识不强,本文从两种方法并从内部控制视角对此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的局限性为:局限一,因为本文的研究涉及到财务指标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间仅有一年,国外的研究一般使用3年以上,使得我们的结论在时间序列和扩大样本时可能受到影响。局限二,本文的因变量仅限于二种,是否存在其他及其其他因素是否对我们的结论产生影响,受到内部控制披露限制,本文没有研究其他因素。局限三,根据系统论以及边际分析给我们的启示,外部考核制度对内部控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到资料限制,本文没考虑外部的制度环境对内部控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