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孵化器行业发展已步入而立之年,截至2016年底,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备案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就有3225家,中国孵化器的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政府部门、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等主体近年来兴办了各种类型、功能各异的孵化器,各种申办主体进入孵化器行业的价值取向不同,掌握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在中国孵化器行业发展已过而立之年后,提升孵化绩效成为中国孵化器行业未来发展的主旋律。由于不同孵化器申办主体掌握的资源不同,申办孵化器的诉求也不同,那么,众多功能不同、主体不同的孵化器其孵化业绩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功能孵化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在孵企业的发展需求,就成为提升孵化器绩效必须要清晰回答的基础性问题。基于此,论文将研究问题聚焦为:孵化器类型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对孵化器绩效产生影响?论文以广东省孵化器为研究样本,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不同类型、不同服务功能孵化器在孵化能力、在孵企业创新成效、创造就业等方面均表现出差异。但上述认识仅仅是基于小样本统计结果,不足说明孵化器类型差异是否会显著的影响绩效差异。论文进一步从两个视角:横向视角(根据孵化器申办主体产权差异对孵化器进行分类)和纵向视角(根据孵化器提供服务功能差异进行分类),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检验、Kruskal-Walls检验和Tukey检验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孵化器类型差异对孵化绩效的影响差异。在实证结果验证孵化器类型差异确实会造成孵化绩效差异的基础上,论文基于“资源——行为——绩效”框架,从逻辑上揭示类型差异影响孵化绩效的机理与作用路径,并以广东省孵化器样本数据对上述理论认识进行实证检验。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有:第一,从横向角度划分,孵化器可区分为政府背景主导孵化器、高校背景主导孵化器以及民营企业背景主导孵化器三大类型。各类型孵化器孵化绩效的差异性源自于创办主体拥有的资源结构和价值导向所决定。利用广东孵化器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不同类型孵化器的孵化绩效并非完全一致,在孵化能力、创业能力、创新能力和社会贡献4个方面的不同类型孵化器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每一类型孵化器都有其表现优异之处,同时也有不足。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民营资本设立的孵化器其孵化绩效就一定好过政府国有背景和高校设立的孵化器,判断不同类型孵化器的孵化绩效表现是否满意,需要结合各类型孵化器创立的目标与主体背景的利益诉求进行综合考虑。第二,从孵化器提供的服务功能和价值主张区分(纵向角度),孵化器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代:(1)专注“基础设施服务”的第一代孵化器;(2)专注“商业支持服务”的第二代孵化器;(3)专注“网络化服务”的第三代孵化器;(4)专注“股权投资服务”的第四代孵化器角色。以广东省62家孵化器,169家在孵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单因素方差检验进行组间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Tukey检验进行两两组间对比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尽管孵化绩效表现上,高代孵化器表现更佳,但其服务投入也远远高于低代孵化器。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高代际孵化器并非一定强于低代孵化器,即高代际孵化器其高孵化绩效的背后是高投入。因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而言,我国孵化器质量提升,不仅仅是盲目鼓励孵化器低代际向高代际的演化,更重要是有针对性地提升每一种代际孵化器,使其高质量实现自身的主要孵化功能,尤其是在我国区域发展欠平衡的环境下,每一个代际的孵化器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第三,基于资源观视角,本文在“资源-行动-绩效”分析框架下,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类型孵化器孵化绩效产生的机理,孵化器对外的网络构建和管理参与两类战略行动对孵化器资源结构作用于孵化绩效的中介作用,以及孵化器类型的调节作用。通过分析广东孵化器样本数据,研究表明:孵化器的人才资源、资本资源、关系资源和声誉资源都能对孵化器的孵化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人才资源、资本资源和关系资源对孵化绩效的正向影响受到孵化器对外的网络构建和对内的管理参与两类战略行动的中介作用以及孵化器类型的调节作用。这一结论建议孵化器需要积极承担获取、集聚和配置各种类型的创业资源(包括人才、资本、关系以及声誉资源),促进在孵企业成长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孵化绩效。与此同时,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还需要采取适合的战略手段,如构建孵化网络和参与在孵企业管理工作,这有助于更高效地发挥孵化器资源结构对孵化绩效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