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是人类语言交际中不可忽视的部分,恰当的称呼不仅是成功交际的先决条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亲疏关系以及一个语言群体的文化习俗。早在20世纪60年代,称呼语的重要性就引起了语言学家的关注。称呼是一个很敏感的语言现象,含有浓厚的文化特色和语用特点。语言和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英两种称谓体系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必然显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由于这种差异,在称呼语习得过程中,语用迁移极易产生。在外语学习中,迁移现象非常普遍,语言迁移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指的是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已有的语言知识或技能对获得新的语言知识或技能的影响。“迁移”最初是一个心理学术语,一个多世纪以前,惠特尼首次把这个概念应用于语言学。迁移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语言学家们研究的热点后,经历了兴盛、衰落及再次崛起的发展过程。目前它的研究范围已经扩展到了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领域,具有跨学科性质。语用迁移成为了二语习得中的一种学习标记,是语际语用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称呼语的语用迁移研究应该得到重视并合理地应用于外语教学。本文将语用学、二语习得和跨文化交际这几个领域有机结合,从语际语用学的角度来调查中国大学生英语称呼语习得中的语用迁移,以下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1)中国大学生如何使用英语称呼语,在此过程中是否存在着语用迁移现象?(2)如果语用迁移存在,哪些因素导致了迁移的产生?(如果语用迁移不存在,而英汉称呼语体系又有着极大的差异,那么何种原因使得这种差异没有产生迁移?)(3)通过此项研究,外语教学能够获得哪些启示?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语用迁移作为研究的基本理论,通过问卷和采访两种形式对长春三所高校的360名大二学生进行调查。问卷是根据笔者教学亲身经历,并且结合其他问卷编写而成的。该问卷由20道选择题构成,要求被调查者在40分钟内根据每道题的特定情境选出最恰当的称呼形式。问卷调查的对象是三所高校的300名大学生(吉林大学100名,东北师范大学100名,吉林建筑工程学院100名);采访的对象为吉林大学的60名大学生。调查收集的数据由SPSS 12.0进行统计分析,并以图表的形式展示了语用迁移的频率分布,分析结果显示:当中国大学生使用英语称呼语时,语用迁移明显存在;统计数据表明,在姓名称谓语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正迁移,而在亲属和头衔称谓语方面则表现出较强的负迁移。由于称谓系统的复杂性,本文的语用迁移主要集中研究亲属、姓名以及头衔等称呼语。本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使用这些英语称呼语时,体现出其母语的诸多语用特征,而正负迁移同时出现的事实表明学习者对于母语语用知识的使用是不自觉与无选择性的。迁移与语言的历史习俗、价值观念及社会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英汉称呼语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形式、意义等语言层面上,也体现在它们所遵循的使用规则和评判标准等文化层面上。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汉英称呼语在亲属、名字和头衔等称谓语方面的语用差异直接导致了迁移的产生。这种迁移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差异的外在体现,而潜在两种语言表面下的不同文化根源却是迁移产生的根本原因。中国文化的内涵是儒家思想,其特征为信奉集体主义,看重等级关系;而英美文化则深受西方哲学与宗教的影响,崇拜个人主义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强调平等理念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准则。称谓语随着时代、地域、民族及方言等而变化。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影响同一称呼语选择因素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英汉称呼语在宏观领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微观领域则存在诸多差异。对于学习者来说,准确理解蕴含在称呼语中的含义很难,而要正确运用称呼语来行使语用策略则更难。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语境、交际目的等适当地选择称谓语,需要了解和掌握目的语的文化习俗及称谓语运用习惯。本研究有助于中国大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礼貌得体地使用称呼语,并对外语教学也有所启示。如何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外语教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对语用迁移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它的一些规律及特征,可使外语教学者采取针对性措施。语用迁移的出现意味着学习者正经历着一个积极的学习过程:是学习者对学到的目的语知识不断内化的证明。它是一种学习策略及交际策略。在教学中,必须明确称呼语作为语用策略的功能,只有符合语境和文化价值观念的称呼语才是适当的。英语教学不应单纯强调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教师应该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培养他们的语用能力,以保证跨文化交际的成功进行。目前针对称呼语的语用迁移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为这两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希望能对将来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语用迁移为二语习得研究开启了一扇新窗:二语习得研究不仅要描述和解释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还要描述和解释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