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传统主流理论也将FDI看作稳定的资金来源及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引进渠道，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亦对吸引FDI长期持鼓励态度。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发生经济危机，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出现集中外流情况时，FDI却多次出现流入规模增大的情况，1995年墨西哥危机，200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FDI在危机中加速流入东道国的现象进一步加深了FDI属于长期稳定投资的传统观念。　　 但近年来，国际FDI的波动性明显增大，其对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aul Krugman(1998)对FDI是否应被看作稳定的投资明确提出质疑，并对FDI是否必然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表示怀疑。　　 从企业融资的视角着眼，FDI并非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设立的工厂、公司等经营实体，FDI只是外国投资者为其在东道国的投资进行融资的一种渠道。FDI不应被看作企业的有形资产，而应被看作企业的一种负债形式。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FDI与企业的其他负债并无本质区别。随着FDI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以FDI为代表的传统上归于长期投资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明显提高，FDI完全有可能发生类似证券投资的大进大出，其对东道国国际收支、汇率稳定甚至宏观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正在迅速增大，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尤为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长期健康发展，在华融资已是外资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FDI对于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积极意义已基本消失，必须充分认识FDI波动性加剧，特别是FDI大规模流出的潜在风险。　　 为此，本文基于FDI波动性呈增大趋势的现实经济状况，综合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运用理论与实证分析方法，就FDI波动性的主要作用因素，作用原理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FDI波动性讨论的同时，根据全面的数据测算，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FDI的稳定性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且FDI与证券投资等其国际资本流动方式在波动性上的差距正在缩小。　　 第二，本文第四章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阐述FDI与证券投资等其他投资方式在波动性上的区别，重点分析了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司内部所有者和经营者信息不对称对FDI投资决策的影响，从企业微观层面解释了FDI波动性小于证券投资等其他投资形式的内在机理。　　 第三，本文第五章东道国资金约束的角度探讨东道国发生金融或经济危机时为何FDI往往表现得较为稳定，重点从东道国资金约束的角度指出FDI在危机中流入东道国的内在机理，流入规模的影响因素，及其潜在的大规模流出的风险，并对FDI逆流的时间做出理论判断。　　 第四，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从企业微观决策层面探讨FDI波动性之后，本文第六章从金融深化的宏观角度探讨FDI波动性，重点分析了在东道国金融深化的背景下，FDI内流规模如何因融资优势的变化而动态调整，并对FDI如何在维持企业表面正常运营的情况下安全实现资金转移进行讨论。　　 第五，在四、五、六章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FDI波动性决定因素模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第六章详细分析了中国FDI波动性的现实情况，通过构建计量分析模型对影响中国FDI波动性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应对FDI波动性提高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1.FDI在我国的大量积累也为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FDI的波动性有增大迹象，与流入我国的外国证券投资（这一国际公认的波动性较大的资本流动形式）相比，二者的波动性迅速趋近。一旦FDI流向逆转，将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冲击，因此宏观调控当局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充实审视我国的FDI引资政策，将FDI稳定性监控纳入国际资本流动和宏观经济管理框架。　　 2.FDI本身并不一定代表稳定的投资、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FDI并非等价于企业的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作为企业融资方式的一种，其本质上与其他融资形式并无区别，FDI并不具备所谓与生俱来的稳定性。特别是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以及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的区别日益模糊，FDI完全可能发生类似证券投资的大进大出。　　 3.当外国投资者遭遇流动性冲击，需要将在东道国的投资变现筹集资金时，直接投资的变现难度一般远大于证券投资等间接投资。外国投资者对自身未来遭受流动性冲击的预期直接影响其投资方式的选择，预期未来遭受流动性冲击概率较高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证券投资，而预期未来遭受流动性冲击概率较低的投资者则倾向于采取FDI投资方式。这种投资者未来流动性状况的差异是FDI波动性小于证券投资的重要原因，而并非FDI本身具有的优良性质，若预期与现实发生背离，FDI完全可能大规模变现流出东道国。　　 4.FDI的稳定性与东道国的信息透明度密切相关。东道国市场信息透明度越高，FDI赋予投资者在经营管理上的信息优势越趋于弱化，外国投资者在FDI、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等进入方式上的选择空间越大，FDI在东道国引资中的地位也会随之下降，其波动性将与其他外资流入方式趋近。　　 5.东道国发生经济危机期间FDI流入量的增大并不能说明FDI比其他投资方式更为稳定：　　 (1)东道国发生经济危机时，企业由于经营业绩明显下降，导致其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下降，外在表现为证券投资和银行信贷流入规模下降。　　 (2)危机时东道国大量企业的破产倒闭容易导致东道国出现大量廉价资产，外国投资者大量低价收购东道国的破产企业是FDI在东道国危机期间流入规模骤增的重要原因。　　 (3)经济危机条件下，如果东道国国内的优质企业拥有较多的资金用于国内收购兼并，FDI的流入规模会随之缩小，因此FDI流入量的多寡往往与东道国危机严重程度正相关。　　 (4) FDI对国内投资的替代可能导致较高的社会福利损失，过度依赖FDI不利于东道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6.危机爆发时流入的FDI并不稳定，其中部分FDI并非具有更高的经营管理效率，只是拥有较多的资金而已。经济危机过后，经营管理效率较低的FDI会退出东道国市场，从而实现对东道国资产的“低吸高抛”。这种低效率的FDI流动虽然有利于东道国在经济危机期间维持企业运营，稳定就业市场，但却以巨大的社会福利和财富损失为代价。　　 7.提高资本市场透明度和企业管理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提高社会资金配置效率，降低经济发展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性。换句话说，东道国市场信息透明度越高，对FDI的依赖性越低。大规模引进FDI，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大规模引进FDI对于降低东道国信息不对称的作用有限，在国内资金充裕的情况下，FDI若未能在技术引进上为东道国带来实际利益，东道国政府发展经济的最优策略是通过支持国内企业发展，不必对FDI予以政策倾斜。　　 8.东道国金融深化一方面提高了国内的金融系统运作效率，为外国投资者拓展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有利于外资的流入；另一方面，东道国金融深化的过程中也降低了东道国和FDI母国之间在融资成本和融资规模上的差异，从而使得FDI在资本输入中的重要性降低，外国投资者在FDI与证券投资等其他投资方式中间进行选择时，对FDI的倾向性会随之降低。随着东道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客观上为外资利用内资制造了便利条件，外国投资者甚至可以借助各种资本运作形式在维持企业表面正常经营的情况下顺利实现资产转移，从而导致FDI表面上的稳定性更加趋于弱化。　　 9.我国必须从高度重视FDI波动性增大的客观事实，防范FDI大幅波动对国际收支和国家宏观经济安全的潜在负面影响：　　 (l)认识到FDI对于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积极意义己基本消失，从国家经济安全的层面高度关注FDI快速扩张的潜在负面影响；　　 (2)完善统计体系，充分掌握FDI潜在风险，尽快改变目前以历史成本法核算FDI的做法，充分考虑留存收益增值、资产价格上升等因素对FDI规模扩张的影响，以充分掌握FDI波动性增大对我国经济的潜在风险；　　 (3)努力让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资产构成中的比重，提高海外资产盈利能力和长期增值潜力，改变当前外国投资者通过FDI既掌握我国大量实际资源，又创造巨额利润，而我国则主要依靠购买海外低收益的金融资产（最主要的是外国国债和企业债券）的不对称情况；　　 (4)在国内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应将引进高新技术作为FDI引进工作的首要原则，以逐步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改变目前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现状，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耗能、低技术外资实体的进入，更好地发挥FDI对提高本国经济福利的积极作用，改变以本国实际财富换取海外金融资产的现状；　　 (5)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