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创新蜂聚的关键时期,也迈进到一个技术结构和经济结构加速调整的关键时期。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世界各国纷纷通过实施相关财政税收政策来大幅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推动技术创新成果不断地向现实生产力进行转移和扩散,为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本文主要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主要用来考察时空脉络中的技术和财政政策的本来面目,以及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规范分析法主要用来厘清未来中国技术和财政政策演化的方向和重点,以及财政政策调整优化的可选路径；历史分析法主要用来考察历次技术革命过程中的技术和财政政策演化的客观状况,以便找出二者之间协同演化的内在机制；比较分析法主要用来考察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演化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从而为今后财政政策的适应性调整找准着力方向和点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一是对技术、财政政策及其演化的基本范畴进行了界定和梳理。着重考察了技术和财政政策的概念及其本质特征、技术的演化特征、技术演化的形式、技术演化的生命周期、技术和财政政策演化的动力机制等。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生产过程中所掌握并积累起来的各种活动方式、手段、方法和知识的集合,它通过历次接连发生的技术革命不断演化。技术演化是指新知识创造、新技术发明在社会生产中得到推广运用,并产生物质财富增值,从而不断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全部过程。本质上讲,技术演化是一个同时涉及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等活动的受到社会选择的、累积的、非线性的过程,而非传统技术创新理论所认为的外生的、不变的、线性过程。一次技术革命包括了导入期、展开期,以及爆发阶段、狂热阶段、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这样的“两个时期,四个阶段”。技术演化的动力机制来自于新技术目标与旧技术功能之间的冲突、社会竞争与科学研究的推动、技术世界内部的相干性,技术在根本上是由社会形塑的。二是对技术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演化进行了理论分析。着重考察了财政政策介入技术演化的理论基础,影响技术演化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问关系、技术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同演化关系等。认为,财政政策介入技术演化的理论基础不仅仅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同时还包括演化经济学的“协同失灵”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系统失灵”。影响技术演化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活动、政治过程和授权神话。这些影响因素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协同演化关系。因而,技术与财政政策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协同演化关系。三是对技术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演化进行了历史考察与经验分析。着重对人类历史上接连发生的五次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发展巨潮进行了历史考察,对五次技术革命过程中的技术和财政政策演化进行了历史的、动态的分析,考察了技术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同演化机制。认为,特定的某次技术革命之所以在某一时期的某一国家率先发生,然后再逐步扩散到其它国家或地区,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这个国家在经济、科学、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了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有利于技术革命爆发并扩散的诸多条件。其中,财政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对历次技术革命的爆发与扩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历次技术革命之所以接连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技术与财政政策之间关系的断裂与耦合。四是对中国技术与财政政策协同演化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着重考察了目前中国技术和财政政策在演化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目前中国的技术演化存在原始科学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发展质量不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进步支撑引领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够等主要问题；而财政政策演化方面存在财政科技投入不足、投入制度安排不尽合理、政策工具不尽完善等主要问题。五是提出了中国技术与财政政策协同演化的策略思考。认为,中国技术与财政政策要实现协同演化,首要的是推动财政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调整的思路是：一要转变政府职能,二要深化科技投入制度改革,三要调整完善财政政策工具。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研究范式方面,用演化经济学动态的、系统的、非线性和非均衡的研究范式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静止的、孤立的、线性的和均衡的研究范式,将研究触觉深入到了技术经济系统和制度社会系统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重新审视了技术的本质特征及其演化的形式与动力机制,将研究视野聚焦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和具体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即创新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一些创新被市场淘汰,而另一些创新则为市场所选择接受或者说生存下来)等方面来重新审视财政政策及其作用方式。(2)理论基础方面,在充分吸收、整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演化经济学的“协同失灵”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系统失灵”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政府介入技术演化的理论基础——解决“市场失灵”“协同失灵”和“系统失灵”。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基于“给定偏好”、“个体同质性”、“行为最大化”和“线性技术演化”四个基本假设来探讨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并由此分析政府与市场在特定领域各自的职能定位,所得出的政策建议与干预措施都是围绕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来进行的不足。(3)分析框架方面,基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重构了技术与财政政策之间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演化分析框架中,技术不再被假定为“黑箱”式的生产函数,而是被视为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系统或构型,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对技术演化动力所做的原因式解释的局限性,为探讨技术演化的内部机制提供了起点。本文将技术演化视为一个非线性的、存在复杂交互作用的动态历史过程。这就意味着技术演化的方向如何?速度如何?所带来的经济绩效和社会影响如何?等等诸多问题,不仅仅只依赖于特定的行为者,而且更主要的是依赖于演化系统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市场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4)分析方法方面,摒弃了目前政策分析中多采用的定性分析、规范分析、静态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采用了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相结合、历史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法,将技术和财政政策演化均置于人类历史上接连发生的五次技术革命和发展巨潮的时空脉络之中加以考察分析,从而克服了将技术视为具有内在必然性的“黑箱”、将技术与社会(包括制度因素)理解为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太过抽象和脱离现实生产生活实际的缺陷,建立起了技术与财政政策之间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和作用机制。(5)政府职能方面,整合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重新界定了政府在推动技术演化方面应该具备的资源配置、政策保障、创新激励、文化引导、扩散示范和创新系统维护等六大职能,并且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主要思路是要克服全能型政府、守夜人政府这两种极端倾向,发挥政府、市场双轮驱动效能,目标取向是要从以直接克服“市场失灵”向着力解决“协同失灵”和“系统失灵”转变。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为考察技术和财政政策演化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历史的、动态的、系统的和非均衡的分析框架,将政策分析立足于时空脉络的、紧贴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现实生产生活图景网格之中。今后,笔者还将进一步加深对技术与财政政策演化历史的考察,以期能够建立起一个测定技术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协同演化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