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自明清以来，其翻译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在《论语》翻译过程中，译者怎样才能使他的翻译保留原作的内涵，怎样使他的译本通俗易懂，这些都涉及到翻译方法的选择问题。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来解决这些问题。两种翻译方法应该是相互补充的，不能说哪个更好，因为两者都各有优点和缺点。　　本论文所研究的《论语》两个译本分别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学大师辜鸿铭的译本以及二十世纪末(1998年)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Ames)与亨利.罗思文(Henry Rosemont)的合泽本（以下简称“安乐哲译本）。本文所选取的两个译本从时间跨度上看，相差了整整一百年，两个译本在翻译目的、语言风格和翻译策略上都截然不同，这也是笔者所感兴趣的地方。本文主要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比较分析安译本和辜译本的翻译风格和效果，语言层面比较分析了两译本关键词、句型和修辞手段的翻译，文化层面比较分析了名称、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的翻译，接着探讨造成两译本翻译策略差异的原因，包括历史背景、译者目的、目标读者和文本类型四个方面。　　最后得出结论，安乐哲的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几乎和原文保持一致，译本比较详尽准确，他倾向于采用语义翻译的方法。然而辜鸿铭的翻译更多的是照顾英语读者的感受，倾向于采用交际翻译，使译文读起来通俗易懂，流畅自然。两位译者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目标读者和不同的翻译目的，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对《论语》做出了不同的诠释，然而两译本对原作的传播作用却是相互补充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对两种翻译方法有所侧重，但最好能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相结合，达到传播文化的最佳效果。笔者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今后儒家典籍的对外译介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