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城市和农村弱势群体子女在各个教育阶段均处于不利地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在社会经济不平等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教育并没有起到发挥缩小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反而因为其自身的不平等成为扩大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一个内在动力，教育不公平已成为了阻碍社会改革发展的一大因素。本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分析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宏观层面上，由教育扩张导致的文凭贬值对于人们各教育阶段受教育机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微观层面上，地区差异、性别差异以及父母社会地位差异对于人们受教育机会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教育扩张是否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教育不平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微观数据来研究探讨教育扩张过程中，各个学龄群体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根据“相对风险厌恶”理论，利用partial proportional odds model模型估计结果，构建宏观层面文凭贬值的风险因子，主要分析由于教育扩张而导致的文凭贬值问题及其对不同教育阶段受教育机会的影响。微观层面上根据Mare模型的思想进行建模，将家庭背景因素与宏观层面因素——文凭贬值结合起来，重点分析区域差异、性别差异以及家庭背景对于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的影响。在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中，我们主要讨论了高中和大学教育扩张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上反映出的文凭贬值问题。考虑到我国的教育现状和具体国情，本文对“相对风险厌恶”理论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相对风险厌恶”理论以及文凭贬值更多的是基于对前一个学龄群体相对应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教育价值的比较上的。依据本文提出的“相对风险厌恶”理论，通过构建文凭贬值因子，我们发现了在两个教育层次上文凭价值在不同年龄组中的变化。第二部分分析主要从宏观、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影响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各因素。在宏观上层面上，我们引入分析第一部分中建立的文凭贬值因子，分析其对受教育机会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父母接受过高中教育，则子女的教育决策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上文凭贬值信息的影响，同时也发现本文提出的“相对风险厌恶”理论成立，即如果文凭发生贬值，那么他们更有可能选择继续进行更高层次的教育。在微观层面上，我们重点分析了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后，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地区以及性别差异对受教育机会的影响变化，证明“MMI”假设成立，高校大规模扩招并未使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地区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