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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论文出发点
本文选择晋商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从宗教伦理的视角进行尽可能的刻画和评估，以浓缩了的形式折射经济运行中宗教伦理的历史场景、文化结构，进而给宗教入世的道德伦理形成企业文化内聚力以公正的评价。但是思考问题的角度首先遇到韦伯为中国宗教预设的前提，韦伯以反例把中国宗教（尤其是儒教）说成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因，并对道教作了不客观的评价以及对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漠视。明清大量商业文献显示，晋商经济的理性化运营中，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唐宋之后发生了宗教转向的儒释道三教）对晋商精神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晋商经济运行背后许多深层的宗教文化要素与之形成互动。这一突出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确实与晋商的文化底蕴、习俗民风、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密度，并与当时社会变迁有着深远的“亲缘”。因而从宗教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明清晋商既是揭示其与宗教伦理内在联系的需要，又是重新“解读”韦伯的需要。
宗教社会学是新兴的学科，韦伯(Max Weber)毫无疑问成了一座不能绕开的思想“奇峰”。撇开韦氏的立论依据、文本诠释和结论不谈，仅就其论证角度已经昭示——社会发展、企业经济持续增长的要素不是呈单因素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作为上层建筑中文化层面的宗教精神对明清晋商企业运营模式、制度经济、人力资源整合等企业要素同样具有重要的牵制力。明清晋商狂飙般地崛起的动因与韦伯反复引用富兰克林的思想用以阐释宗教精神因素确有诸多共性的东西。也就是说，经济伦理中任何理性宗教精神的要素同样具有塑造企业精神的普遍意义。
就晋商目前的研究现状看，主要集中在史论、商论方面，本文却转换了审视维度——从宗教伦理“探视”明清晋商的精神构成。明清晋中商人是怎样在资源匮乏、交通闭塞、文化传统底蕴又非常深厚的内陆省份创造了世界商业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内驱力和动力机制构建了近代中国的商业文明？宗教伦理是否对商业伦理的他律和商业精神的塑造构成方向性的规定？唯物史观经济决定论的深层是否还潜匿着另外的统摄力量作用于明清中国那段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因此本文大量运用丰富、翔实、准确的史料尽可能地对明清晋商作了艰苦的考据诠释。明清之交的经济变迁实为一种精神力量推动的必然，人们日常生活的目的和价值的改变使经济活动转换了方向，信仰、伦理、道德等要素进一步演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精神效用。实践证明，宗教的因素包括新教伦理一旦变为道德的自律，就会在经济行为中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所向披靡的企业文化内聚力及吸附力。
晋商创造了商业神话成为历史聚焦的群体，而创业的悲苦艰辛、积淀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宗教伦理情怀则是鲜为人知的存在。因此本文努力以生活细节化的呈现为线索，尽可能从意义世界的高度推理出他们生活的“实态”，对近世宗教伦理中信仰、道德、习惯、社会风俗等丰富内容有贴近真实的把握和表述。所以本文探讨的宗教入世转向、传统宗教伦理的嬗变、晋商精神、神性伦理价值构成各点都是力争从明清晋商史料和民间第一手资料的考证和甄别中疏理出历史线索，从原始文本语境的视角研究晋商文化的宗教伦理底蕴。因为文献考据、参与调查、价值中立为社会学方法提供的不单是具体事态变动的路径，主要的是如何穷尽这些变动的历史曲线，进一步展示晋商宗教伦理的独特面貌。
二、论文的结构与基本内容
导论:宗教伦理视域下的晋商。主要介绍整个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宗旨、学术回顾、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研究方法、基本思路。
第一章近世宗教:信仰的道德意义回归。晋商经济是明清社会急遽转向的“产物”，其根源在于传统宗教伦理带来革命的意义:士大夫功能被商人取代，“四民异业而同道”的重估商人价值在理论上得到合理的解决，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赋予工具理性以道义，而且近世宗教伦理融合儒释道和民间宗教成为企业文化的精神共同体。经过转型之后的中国近世宗教与新教同样有现实伦理的功能。儒的入世直接，佛的丛林制度，道的“打劳尘”无不与新教伦理形成俗世的趋同。
第二章晋商精神:宗教伦理的价值指向。本章从宗教精神的文化价值入手，分析与经济行为双向互动中的共同因素，努力透析这种共质性的精神在内在超越的传统思维中所蕴含的理论成分。晋商精神的宗教伦理在向实践理性的转换上就表现为强大的实践主体性，即群体致诚、坚忍稳健、诚实笃信、勤俭自律。尤其为了突出晋商精神的核心价值，本章以文化系统要素观为线索，站在宗教伦理内涵的特定性，宗教伦理文化的恒定性，儒家伦理的主流性高度，对形成晋商精神的宗教伦理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第三章敬天法祖:宗祠与孝礼的精神凝聚。中国儒家文化的宗教性问题聚诉颇多，就儒教的影响力而言，夏商周代传统宗教伦理与儒家经典的合流延续成为晋商信仰的主流意识。而且汉族文化价值源头与天道、神道并未斩断，始终保持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状态，敬天法祖便是传统宗教在明清晋商信仰系统中的展开。宗祠的仪规，传宗接代的责任，贞列纲常等对高堂灵魂的安顿以及家族精神的延续，表明孝道与礼制的本质在于人生意义世界的建构，彼岸的追寻与此岸的奋斗重合。
第四章关公崇拜:神性与现实的伦理建构。晋商从生存阶段到创业阶段及后来的票号发展，宗教伦理一直伴随着，虽然是一个无意识、非刻意的过程。本章从四个方面两个层次论证关公崇拜已具备了西方基督教堂的准神性功能，会馆随商的捐资义建把赚钱诉诸神性补偿，晋商会馆除了桑梓乡谊、公议行规、平息聚诉的现实功能外，通过祭祀制度化，礼仪的程式化起到了精神同构的作用，同时把多神和谐为习俗的载体，道德他律的强化效用得到加强。在精神层面上，乡神关公忠义已树立了道义的楷模。戏随商动的特殊酬神方式用另一种独特的体验强固了神性的道德力量，神坛的亲和构成创业的心理慰藉。
第五章意义世界:道德价值的追问。信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价值系统，信仰有神性的部分，也有泛神性难以言说的超验的成分。韦伯在比较新教与中国传统宗教伦理的道德回归上，将儒教神性概括为“义之所在”，义的意蕴很难鉴说，属于伦理层面的义是儒学的道义、正义、道德之善。宗教层面的“义”是指意义世界建构中表现出来的入世宗教关切。本章从义的现实活动追问其道德价值根源，把“义”上升为与天道、内证体悟和超越死亡恐怖关联的“三不朽”上，并立足于文本诠释的语境，对立德、立功、立节、立言作了深度的历史考察，以系统的内在有机联系阐明晋商精神的道德自觉。
第六章韦伯命题的困境。全文结论部分。首先肯定中国近世宗教伦理的经济意义和学术价值，旨在着力说明，它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阻碍。新教伦理只是提供了一个思维视角，并不具有强势宗教伦理的唯一普遍性。其次对韦伯为了新教论证不适当地放大了中国宗教伦理的负面性作了回应，指出韦伯在比较方法上，陷入悖论性的困惑:把儒家文化的伦理层面当作宗教层面;把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形式理性与中国农业文明时代不成文法的习俗惯例作比较;否定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理性化经营过程等。对韦伯理念型方法回归价值中立作尽可能的补益。
三、论文的创新点及其意义
1、选题及研究视域的创新
本文将宗教伦理与企业精神两个不同的领域结合起来，将经济追求的效率与宗教伦理追求的价值世界这对看似矛盾的价值形态置于一个系统背景中，既有理论的功效，又有现实的启迪。
2、社会史学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实现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文献实证、调查研究、参与观察就显得更加重要。继续沿用原有的商史商论法研究晋商可能会落入静态社会学难以管窥全豹，证明近世宗教伦理在明清晋商精神塑造的作用和意义，必须探求个体精神世界鲜活的动态。本文站在考据实证的高度，直面历史，直面考据，直面问题，综合运用明清晋商账簿、墓志铭、碑刻文物、乡土史志、戏谱、晋商杂记、家谱、地契、竹枝词、商人诗文等资料补充正史湮没的真实资料，调动最大限度的力所能及，揭示研究对象的本然和实态。感受研究对象的场景、时空、环境、风俗、习俗乃至于思想。从系统观出发，在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把握文本的真实语境，凸现浓重的“晋商底色”。
3、对韦伯命题的社会应用作了补益
韦伯热的研究促进了目前中国学术界视野的开拓，但宗教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仍无突破性的研究，至于宗教伦理与经济的关系所能看到的大多是围绕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作用方面，主要侧重于一般性经济伦理问题，或对整个社会伦理行为的分析。通过对明清晋商的研究，韦伯命题至少有所动摇:明清晋商祖先崇拜与宗法制度的交织，儒释道合流形成的庞大神祗，宗教仪式体系的复杂有序贯穿于晋商生存、创业、发展不同的阶段;实用理性的精神特征，祖先与家族的精神支柱，地缘地域的商帮纽带使近世宗教伦理与晋商经济形成互动;晋商会馆，家族宗祠，民间庙宇，关公圣灵，商路戏路表现的宗教伦理他律性的功能与孝道伦理，慈悲伦理，善恶伦理，诚信伦理，勤俭德行完整地构成晋商宗教伦理的价值系统。
三、本文的不足之处
明清晋商经济的宗教伦理动因是一个涉及历史、传统文化、宗教、社会、伦理、管理学的多重交叉课题，本人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对明清晋商史料的分析上显现出力不所逮;论文对孔德、杜尔凯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方法的理解和掌握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某些论断可能还不十分严密;对于首次提出的晋商精神是宗教伦理的道德回归这样的命题还有待于从理论上作更深入的解释与文献考据;对国外相关领域研究的比较借鉴、对国内明清十大商帮的文化对比及相应的知识储备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不断加强、充实提高。
本文选择晋商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从宗教伦理的视角进行尽可能的刻画和评估，以浓缩了的形式折射经济运行中宗教伦理的历史场景、文化结构，进而给宗教入世的道德伦理形成企业文化内聚力以公正的评价。但是思考问题的角度首先遇到韦伯为中国宗教预设的前提，韦伯以反例把中国宗教（尤其是儒教）说成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因，并对道教作了不客观的评价以及对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漠视。明清大量商业文献显示，晋商经济的理性化运营中，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唐宋之后发生了宗教转向的儒释道三教）对晋商精神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晋商经济运行背后许多深层的宗教文化要素与之形成互动。这一突出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确实与晋商的文化底蕴、习俗民风、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密度，并与当时社会变迁有着深远的“亲缘”。因而从宗教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明清晋商既是揭示其与宗教伦理内在联系的需要，又是重新“解读”韦伯的需要。
宗教社会学是新兴的学科，韦伯(Max Weber)毫无疑问成了一座不能绕开的思想“奇峰”。撇开韦氏的立论依据、文本诠释和结论不谈，仅就其论证角度已经昭示——社会发展、企业经济持续增长的要素不是呈单因素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作为上层建筑中文化层面的宗教精神对明清晋商企业运营模式、制度经济、人力资源整合等企业要素同样具有重要的牵制力。明清晋商狂飙般地崛起的动因与韦伯反复引用富兰克林的思想用以阐释宗教精神因素确有诸多共性的东西。也就是说，经济伦理中任何理性宗教精神的要素同样具有塑造企业精神的普遍意义。
就晋商目前的研究现状看，主要集中在史论、商论方面，本文却转换了审视维度——从宗教伦理“探视”明清晋商的精神构成。明清晋中商人是怎样在资源匮乏、交通闭塞、文化传统底蕴又非常深厚的内陆省份创造了世界商业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内驱力和动力机制构建了近代中国的商业文明？宗教伦理是否对商业伦理的他律和商业精神的塑造构成方向性的规定？唯物史观经济决定论的深层是否还潜匿着另外的统摄力量作用于明清中国那段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因此本文大量运用丰富、翔实、准确的史料尽可能地对明清晋商作了艰苦的考据诠释。明清之交的经济变迁实为一种精神力量推动的必然，人们日常生活的目的和价值的改变使经济活动转换了方向，信仰、伦理、道德等要素进一步演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精神效用。实践证明，宗教的因素包括新教伦理一旦变为道德的自律，就会在经济行为中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所向披靡的企业文化内聚力及吸附力。
晋商创造了商业神话成为历史聚焦的群体，而创业的悲苦艰辛、积淀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宗教伦理情怀则是鲜为人知的存在。因此本文努力以生活细节化的呈现为线索，尽可能从意义世界的高度推理出他们生活的“实态”，对近世宗教伦理中信仰、道德、习惯、社会风俗等丰富内容有贴近真实的把握和表述。所以本文探讨的宗教入世转向、传统宗教伦理的嬗变、晋商精神、神性伦理价值构成各点都是力争从明清晋商史料和民间第一手资料的考证和甄别中疏理出历史线索，从原始文本语境的视角研究晋商文化的宗教伦理底蕴。因为文献考据、参与调查、价值中立为社会学方法提供的不单是具体事态变动的路径，主要的是如何穷尽这些变动的历史曲线，进一步展示晋商宗教伦理的独特面貌。
二、论文的结构与基本内容
导论:宗教伦理视域下的晋商。主要介绍整个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宗旨、学术回顾、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研究方法、基本思路。
第一章近世宗教:信仰的道德意义回归。晋商经济是明清社会急遽转向的“产物”，其根源在于传统宗教伦理带来革命的意义:士大夫功能被商人取代，“四民异业而同道”的重估商人价值在理论上得到合理的解决，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赋予工具理性以道义，而且近世宗教伦理融合儒释道和民间宗教成为企业文化的精神共同体。经过转型之后的中国近世宗教与新教同样有现实伦理的功能。儒的入世直接，佛的丛林制度，道的“打劳尘”无不与新教伦理形成俗世的趋同。
第二章晋商精神:宗教伦理的价值指向。本章从宗教精神的文化价值入手，分析与经济行为双向互动中的共同因素，努力透析这种共质性的精神在内在超越的传统思维中所蕴含的理论成分。晋商精神的宗教伦理在向实践理性的转换上就表现为强大的实践主体性，即群体致诚、坚忍稳健、诚实笃信、勤俭自律。尤其为了突出晋商精神的核心价值，本章以文化系统要素观为线索，站在宗教伦理内涵的特定性，宗教伦理文化的恒定性，儒家伦理的主流性高度，对形成晋商精神的宗教伦理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第三章敬天法祖:宗祠与孝礼的精神凝聚。中国儒家文化的宗教性问题聚诉颇多，就儒教的影响力而言，夏商周代传统宗教伦理与儒家经典的合流延续成为晋商信仰的主流意识。而且汉族文化价值源头与天道、神道并未斩断，始终保持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状态，敬天法祖便是传统宗教在明清晋商信仰系统中的展开。宗祠的仪规，传宗接代的责任，贞列纲常等对高堂灵魂的安顿以及家族精神的延续，表明孝道与礼制的本质在于人生意义世界的建构，彼岸的追寻与此岸的奋斗重合。
第四章关公崇拜:神性与现实的伦理建构。晋商从生存阶段到创业阶段及后来的票号发展，宗教伦理一直伴随着，虽然是一个无意识、非刻意的过程。本章从四个方面两个层次论证关公崇拜已具备了西方基督教堂的准神性功能，会馆随商的捐资义建把赚钱诉诸神性补偿，晋商会馆除了桑梓乡谊、公议行规、平息聚诉的现实功能外，通过祭祀制度化，礼仪的程式化起到了精神同构的作用，同时把多神和谐为习俗的载体，道德他律的强化效用得到加强。在精神层面上，乡神关公忠义已树立了道义的楷模。戏随商动的特殊酬神方式用另一种独特的体验强固了神性的道德力量，神坛的亲和构成创业的心理慰藉。
第五章意义世界:道德价值的追问。信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价值系统，信仰有神性的部分，也有泛神性难以言说的超验的成分。韦伯在比较新教与中国传统宗教伦理的道德回归上，将儒教神性概括为“义之所在”，义的意蕴很难鉴说，属于伦理层面的义是儒学的道义、正义、道德之善。宗教层面的“义”是指意义世界建构中表现出来的入世宗教关切。本章从义的现实活动追问其道德价值根源，把“义”上升为与天道、内证体悟和超越死亡恐怖关联的“三不朽”上，并立足于文本诠释的语境，对立德、立功、立节、立言作了深度的历史考察，以系统的内在有机联系阐明晋商精神的道德自觉。
第六章韦伯命题的困境。全文结论部分。首先肯定中国近世宗教伦理的经济意义和学术价值，旨在着力说明，它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阻碍。新教伦理只是提供了一个思维视角，并不具有强势宗教伦理的唯一普遍性。其次对韦伯为了新教论证不适当地放大了中国宗教伦理的负面性作了回应，指出韦伯在比较方法上，陷入悖论性的困惑:把儒家文化的伦理层面当作宗教层面;把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形式理性与中国农业文明时代不成文法的习俗惯例作比较;否定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理性化经营过程等。对韦伯理念型方法回归价值中立作尽可能的补益。
三、论文的创新点及其意义
1、选题及研究视域的创新
本文将宗教伦理与企业精神两个不同的领域结合起来，将经济追求的效率与宗教伦理追求的价值世界这对看似矛盾的价值形态置于一个系统背景中，既有理论的功效，又有现实的启迪。
2、社会史学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实现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文献实证、调查研究、参与观察就显得更加重要。继续沿用原有的商史商论法研究晋商可能会落入静态社会学难以管窥全豹，证明近世宗教伦理在明清晋商精神塑造的作用和意义，必须探求个体精神世界鲜活的动态。本文站在考据实证的高度，直面历史，直面考据，直面问题，综合运用明清晋商账簿、墓志铭、碑刻文物、乡土史志、戏谱、晋商杂记、家谱、地契、竹枝词、商人诗文等资料补充正史湮没的真实资料，调动最大限度的力所能及，揭示研究对象的本然和实态。感受研究对象的场景、时空、环境、风俗、习俗乃至于思想。从系统观出发，在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把握文本的真实语境，凸现浓重的“晋商底色”。
3、对韦伯命题的社会应用作了补益
韦伯热的研究促进了目前中国学术界视野的开拓，但宗教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仍无突破性的研究，至于宗教伦理与经济的关系所能看到的大多是围绕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作用方面，主要侧重于一般性经济伦理问题，或对整个社会伦理行为的分析。通过对明清晋商的研究，韦伯命题至少有所动摇:明清晋商祖先崇拜与宗法制度的交织，儒释道合流形成的庞大神祗，宗教仪式体系的复杂有序贯穿于晋商生存、创业、发展不同的阶段;实用理性的精神特征，祖先与家族的精神支柱，地缘地域的商帮纽带使近世宗教伦理与晋商经济形成互动;晋商会馆，家族宗祠，民间庙宇，关公圣灵，商路戏路表现的宗教伦理他律性的功能与孝道伦理，慈悲伦理，善恶伦理，诚信伦理，勤俭德行完整地构成晋商宗教伦理的价值系统。
三、本文的不足之处
明清晋商经济的宗教伦理动因是一个涉及历史、传统文化、宗教、社会、伦理、管理学的多重交叉课题，本人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对明清晋商史料的分析上显现出力不所逮;论文对孔德、杜尔凯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方法的理解和掌握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某些论断可能还不十分严密;对于首次提出的晋商精神是宗教伦理的道德回归这样的命题还有待于从理论上作更深入的解释与文献考据;对国外相关领域研究的比较借鉴、对国内明清十大商帮的文化对比及相应的知识储备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不断加强、充实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