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体罚（corporal punishment）是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父母严厉管教策略（Straus&Field,2003;C.S.Tang,2006;M.Wang&Liu,2014）,也是儿童成长过程中主要的压力源和早期逆境之一,对儿童多领域发展均具有重要影响（Gershoff,2002;Gershoff,Lansford,Sexton,Davis-Kean,&Sameroff,2012;Lansford et al.,2011;Perry,Dollar,Calkins,Keane,&Shanahan,2018）,因此备受心理学研究者关注。长久以来,研究者就父母体罚对儿童情绪、行为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相比之下,研究者就父母体罚对儿童认知发展影响的探讨较少。执行功能是个体发展和良好适应的重要认知基础,与个体多领域的发展密切相关（Diamond,2013）。近年来,虽然研究者在生态交互模型、压力模型、逆境和精神病理学的空间模型等理论模型的指导下,考察了父母体罚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初步揭示了父母体罚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但已有研究十分有限,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长期的父母体罚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可能存在累积效应,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讨这一问题;第二,已有研究都只采用单一的任务或问卷测量儿童执行功能,无法考察父母体罚究竟是对儿童日常执行功能和执行功能最佳任务水平两方面都存在显著影响,还是只对执行功能的某一方面存在显著影响;第三,已有研究关于童年期父母体罚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关注较少;第四,已有研究较多关注母亲体罚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相对忽视了父亲体罚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最后,大多数已有研究仅考察了父母体罚对儿童执行功能影响的直接效应,鲜有研究对二者关系间复杂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考察。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首先考察长期的父母体罚对儿童日常执行功能和执行功能最佳水平的影响,以揭示父母体罚可能的累积效应,并在此基础之上,从情绪和生理两个层面深入考察父母体罚影响儿童执行功能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研究一采用追踪研究考察童年期父亲和母亲体罚初始水平及其发展变化对儿童日常执行功能和执行功能最佳任务水平之间的影响,考察长期父母体罚可能的累积效应,并为后续考察二者间作用机制奠定基础;在研究一基础上,研究二采用追踪研究进一步考察儿童消极情绪在父母体罚与儿童日常执行功能和执行功能最佳任务水平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旨在揭示父母体罚影响儿童执行功能的情绪机制;研究三采用追踪研究考察儿童HPA轴功能在父母体罚与儿童日常执行功能关系间可能的调节作用,旨在揭示父母体罚影响儿童执行功能的神经内分泌机制;研究四在研究一被试中筛选出长期遭受父母体罚和未遭受父母体罚的儿童,采用ERP技术考察父母体罚对儿童抑制控制的影响,旨在揭示父母体罚影响儿童执行功能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一采用连续三年（每两次测查间隔一年）的追踪研究设计,对710名小学三、四年级儿童及其父母双亲进行了问卷测查,采用亲子冲突解决测策略量表（CTSPC）测查父母体罚,采用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BRIEF）测查儿童日常执行功能,第三个时间点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测查儿童执行功能最佳任务水平。采用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LGM）,分别考察父亲和母亲体罚初始水平及其发展变化对儿童日常执行功能和执行功能最佳任务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儿童的日常执行功能而言,父亲和母亲体罚初始水平越高、随时间下降越慢,儿童日常执行功能问题越多,父亲和母亲体罚对儿童日常执行功能的影响均存在累积效应;对于儿童执行功能最佳任务水平而言,父母体罚初始水平越高,儿童执行功能最佳任务水平越差,但父母体罚的发展变化不能预测儿童执行功能最佳任务水平。研究二在研究一测查内容的基础上,在追踪的第三个时间点采用Spence儿童焦虑量表（SCAS）、儿童抑郁量表（CDI）和日常积极/消极情绪量表测量儿童消极情绪。采用LGM模型,分别在父亲和母亲体罚模型中,考察儿童消极情绪在父母体罚与儿童日常执行功能和执行功能最佳任务水平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对于儿童的日常执行功能而言,父亲和母亲体罚初始水平及其发展变化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儿童日常执行功能,而且还可以通过儿童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儿童日常执行功能;对于儿童执行功能最佳任务水平而言,父亲和母亲体罚初始水平仅能直接影响儿童执行最佳任务水平,儿童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三采用连续三次（前两次测量间隔一年,后两次测量间隔半年）的追踪研究设计,被试为179名五年级儿童及其父母双亲。在第一次测查时,对儿童进行连续三天,每天两次的唾液样本采集,检验儿童唾液皮质醇日常节律;每次测查使用CTSPC量表由父母自我报告体罚情况;在第三次测查时采用BRIEF量表,由父亲、母亲和儿童多主体报告儿童日常执行功能。采用潜调节结构方程法,在父亲和母亲模型中分别考察儿童唾液皮质醇日常节律在父母体罚初始水平及其发展变化对儿童日常执行功能影响中可能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儿童HPA轴功能在母亲体罚初始水平与儿童日常执行功能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具体而言,与皮质醇日常节律变化快或下降快的儿童相比,当儿童皮质醇日常节律变化较为平缓或下降缓慢时,母亲体罚初始水平与儿童日常执行功能问题的关系更为密切;儿童唾液皮质醇日常节律在母亲体罚发展变化、父亲体罚初始水平及其发展变化与儿童日常执行功能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研究四在研究一被试中筛选出长期遭受父母体罚和未遭受父母体罚的儿童各16名,采用双选择oddball范式,结合ERP技术考察父母体罚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双选择oddball任务中,偏差刺激诱发的N2波幅,以及N2d波幅在体罚组和对照组儿童中均无显著差异;偏差刺激在体罚组儿童中诱发的P3波幅,以及P3d波幅显著小于对照组儿童。结果表明,父母体罚主要对儿童抑制控制后期反应决策、反应抑制过程产生消极影响,而对儿童抑制控制早期反应冲突察觉过程没有显著影响。本研究首次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较为细致、深入地考察了长期父母体罚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童年期父亲和母亲体罚对儿童日常执行功能和执行功能最佳水平均具有消极影响,对日常执行功能的影响还存在累积效应。在情绪机制方面,儿童消极情绪能够在父亲和母亲体罚与儿童日常执行功能关系间起中介作用;在神经内分泌机制方面,儿童唾液皮质醇日常节律能够调节母亲体罚初始水平与儿童日常执行功能的关系;在认知神经机制方面,父母体罚对儿童抑制控制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后期反应决策、反应抑制过程。这些研究揭示了长期父母体罚对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父母严厉管教对儿童发展影响的理论研究,深化人们关于父母体罚及其影响的科学认识,而且可以为父母采用恰当的管教方式促进儿童健康发展提供一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