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作为中华文化典籍有着丰富的内容,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首(另有6首笙诗),其内容包含了周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实地反映了奴隶社会从鼎盛到衰落的过程。作为中国儒家经典“六经”之一,中国历代学者、专家都对《诗经》进行研究、阐释,并且有大量著作留世。他们主要从字词训诂和道德说教两方面入手：字词训诂以汉代郑玄及其著作《毛诗传笺》为代表,主要对《诗经》字词、诗句的训诂,疏通诗意。同时尊重《诗序》,使诗歌的解释最终回到《诗序》的主旨上来。道德说教则是以宋代学者朱熹及其著作《诗集传》为代表,朱熹把《诗经》作为自己理学思想的教义,主观的臆断式指出诗歌中的三纲五常的“天理“,从而达到对情欲方面的抑制。以上两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把《诗经》这部典籍做了“平面”上的“点”和“线”的意义及关系的解释。其实这样的解读远远不能说明内涵丰富、风采多样的《诗经》。直到清代末期,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文化的进入,诗经的研究真正开始了立体化进程。可以说不同的思维模式、不同的研究角度介入,更好地发现了《诗经》的多方面价值。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及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中,对诗经进行了人类学、神话学的研究；美国学者王靖献的著作《钟与鼓》中用西方专用于分析叙事诗的套语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研究；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著作《诗经诠注》中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语义,注释《诗经》。这些研究工作可以说在中国以往的研究中是没有进行过的。中国开始面对世界,世界也对中国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诗经就有法、英、美、日、俄、韩国、越南等国的关注。因为英语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因而英语国家的关注即可认为是出国汉语之外最大的关注群体,这个群体的译介和专题研究会有很大的启发性和代表意义。本文即通过对19世纪中期以来英语国家关于《诗经》的的资料整理,梳理出译介及研究两方面的发展脉络。同时结合国内外已有的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对其在新时代的发展趋势提出相关参考、建议,旨在让《诗经》这一典籍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同时也成为更多学者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不断探索出这部中国文化典籍的深层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