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冯牧是一位重要的“文艺家”。这种重要性并非来自于他在文学体制中的高级职位,而是因为他的履历和多重身份可以视为某种交汇点,显示了一代“文艺家”与中国新文艺进程之间的关系——他们既是促成这一进程展开的能动性力量,也是受到这一进程约束的对象。本文将此进程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938年-1946年的“延安时期”,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时期和1979年-1983年的“新时期”。通过在历史语境中细读冯牧的文艺批评文章和其他相关资料,考察了“文艺家”个人的文学思想和批评实践与当代中国的文学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把中国新文艺的历史进程视为理解其文艺思想的取径,另一方面也把“文艺家”个体的观念变化视为理解当代文学史的视角。冯牧的文艺观念形成于“延安时期”,特别是在“文艺整风”之后,冯牧将群众路线和革命文艺视为截然不同于其旧日狭隘经验的宽广之途,从而呼应了工农兵文艺的时代召唤。“十七年”时期,开始在文艺界担任领导工作的冯牧更为自觉地遵循了国家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规范。无论是对总体的方针政策的阐释,还是对具体的文艺作品的评论,冯牧的文艺批评实践都密切地配合着主导意识形态的规范性要求。冯牧也介入了“新时期”文学制度重建中的多次论争,特别是作为《文艺报》的时任主编,他要积极地在各种观念分歧中维护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路线和社会责任。本文在把冯牧视为一位置身于历史的文艺家的同时,也试图在他的文艺观念和批评实践中寻找其作为具体的个人的现身,探讨其作为个体的经验、趣味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