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弹性是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例关系。如果政府拟进行税制改革或作出税收决策,以形成合意的公共物品—税收组合或有效地调控宏观经济,那么,在超额负担避无可避的前提下为降低税收对经济社会的扭曲程度和减轻政治压力,需要知道：在税收函数中,税收对各个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如何。税收弹性是税收函数的一种,刻画了税收收入对GDP的反应程度。其所描述的经济学意义是：GDP每增长1%的时候,税收增长百分之几。如果一定时期内在基本税收制度并未发生重大改变且以比例税率为主的条件下,税收弹性持续大于1的情况在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而经验数据显示：中国自1994年以来,这一系数一直持续在1以上,税收增长超经济增长引起民众、政府、学界、媒体和社会广泛而深切地关注。税收增长是一个现实性极强的问题,税收的高速增长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引起了政府的恐慌：一是税收弹性如此之高,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二是如果高是正常的,那么如何解释或理解?如此之高的税收弹性,纳税人能否承担得起；如果是非正常的,那么,是否需要控制以及如何控制?因此,对税收弹性的研究十分重要且必要。税收弹性问题实质是研究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税收弹性公式中的分母为GDP增长率,分子是税收增长率。可以说,所有能够引起分子、分母发生改变的量都会影响到税收弹性值的大小。学界对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作了方方面面、有理有据的剖析,但并未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认为,在所有决定税收弹性的因素中,可界定为经济因素和税收因素。在税收弹性的决定中,经济因素是主要的,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高达83%。那么,经济对税收弹性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决定的、传导机制是什么、传导机制的数学表达式即衡量指标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厘定清楚。中国30余年的市场化取向释放出长期被计划经济所禁锢的经济潜能已形成鲜明的注解：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基础性配置成果丰硕；宏观调控由直接转为间接、由主观判断转为科学决策成绩斐然；社会管理由行政手段转变为组合手段成效显著。正因如此,才使GDP总量多年以来一直呈现出又快又好、又好又快相互交替的增长势头。从税收与经济的关系看,税收是对GDP的分配,在这一分配过程中,税收处在政府与纳税人、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利益分配的焦点上,是各利益方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而税收弹性的高低解析了分配的程度：以2008年为例,该年度的税收弹性为1.97,说明经济每增长1%,税收增长1.97%,近2倍于经济增长速度。就税收因素而言,税收制度和管理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为17%。这一比例较低,说明税收制度和税收管理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不大,但这也仅仅是与经济因素相比而显现的一个结果,也并不意味着对税收弹性的影响不大。在进行实质性分析之前有两点需要前置：一是税收制度确定以后,可能在一个时期相对稳定,从而排出了政府临时性税收政策对税收弹性的影响；二是本文选取的时间段为1994到2008年,期间税收制度和管理并未有对税收弹性的提高产生影响的决定性变革。当然,纵观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税收制度的确经过多次调整：1950年建立新税制、1953年修正税制、1958年工商税制改革、1963年工商所得税调整、1973年简化税制、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1994年税制全面改革、2008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9年增值税全面转型等9次重大变化。1978-1993年间,抛开几个特殊年度,税收弹性几乎都小于1。1994年,中国税收制度做了根本性的调整或称制度性创新,此后,税收弹性一直处在大于1的状态。从而说明税收弹性处于高位的局面与税收制度的巨大改变难脱干系,也进一步说明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个增税举措,具有增税效应。而税收管理因素则具有阶段性,原因在于：当实施某项重大的课税技术后,税收征管水平在这一时期会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不能不说是税收弹性较高的原因之一。但随着征管水平上升到这一平台后,征管对税收增收的边际效益会逐渐减小。在税收制度和管理不变的前提下,经济越扩张、越增长,税收弹性应该越小但经验数据显示税收弹性远远大于1。谜底在于,是累进税率等形成的累进税制以及税收管理的驱动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使中国的税收整体具备了内在的累进性,从而导致导致税收弹性过高。这是本文的创新所在。之所以这样界定影响税收弹性的因素,需要从本文的篇章布局谈起：具体的研究内容形成5个部分,第1章为导论部分。论文主体主要布局在第2章到第5章。第2章为税收弹性的计量,包括税收弹性的定义、分类等。第3章为税收弹性的决定,主要研究税收弹性的影响因素。第4章为税收弹性的效应,在阐述税收的总效应后,分析了税收弹性对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影响。第5章为税收弹性的控制,包括控制的手段、内容等。政府在使用税收调节手段对经济社会进行宏观调控时,不仅要把脉整个经济社会的大环境,还要把握宏观调控的利弊得失,相关调控应以税收弹性的大小高低作为判断依据之一才更具科学性。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曾有“宏观好、微观不好”的这种近乎矛盾说法。我们知道,税源建立在微观经济活动主体活力的基础之上,如果“宏观好、微观不好”这一判断正确的话,那么微观主体经济效益不提高是如何带来税收的大幅增长?我们知道,始于1998年的通货紧缩,导致中国国民经济长达6年左右的时间处于不景气状态,而1998到2003年,税收弹性平均为1.86。那么,中国现阶段的税收弹性是否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波动区间?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近期与远景需要。因为,经验数据显示,中国税收弹性呈波动态势。这与中国经济分别在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8-1989年、1993-1996年、2003-2005年、2006-2007年出现的经济过热乃至通货膨胀和1998-2002年、2008年年末至2009年年中的经济偏冷乃至通货紧缩有直接的关系。为准确理解其中的关系,有必要对税收弹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这也引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法,即从现有的实践资料中总结出税收弹性“是什么”。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相关数据、建立税收弹性系列模型,对中国目前的税收弹性形成了正确的评判、给出了恰切的解释、揭开了税收增长之谜。如果税收弹性过低或过高,如果带来了不良后果甚至很严重,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制来避免过低过高状况的出现?本文认为,在控制手段上,主要有税收弹性的自适应控制和前馈控制。前者依赖于累进税制成就的“自动稳定器”自发地发挥影响；后者在税收理论方面主要利用非累进税制成就的“人为稳定器”发挥作用。具体来说,包括人为降低税收弹性的扩张性税收政策、人为提高税收弹性的紧缩性税收政策和保持合意的税收弹性的中性税收政策。在控制的内容上主要从引导经济归入科学发展,从累进税率、累进税制和税收管理如税收计划等方面考察税收弹性需要矫正或控制的方向与力度。本文的缺陷：由于在实证分析方面缺乏实际动手能力,导致许多模型的置信度不高,而且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