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中国之痛,解决“三农”问题是当下社会和时代的重大命题。　　 为改变农村现状,促进农民的现代化发展,社会各行业都在探寻希望之路,大众媒介作为社会公共领域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器之一,在构建公正、合理、高效的社会传播体系方面责无旁贷。　　 在传统农村的现代化和全面转型进程中,农民的现实需求包括对媒介的需求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动。能否发现、重视、把握和实现农民需求关系到能否及时有效地为“三农”提供服务,能否顺利推动农村变革并最终实现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电视媒介作为当前农村最举足轻重的多功能工具,在传播信息、解析政策、变革观念、维护权益、开展舆论监督、建构农民话语平台和实现农民主体性等方面承担着重任,也发挥了一定的效用,但是,相比于深度变革时期农民的巨大需求,对农电视传播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城乡对比框架下的对农节目总量短缺、媒介三农与现实三农的脱节、传播动机与传播效果的悖离、公益性与商业效益难以双赢,等等。从表象上看,这些问题只是电视传播优化组合与电视节目调整的结果,而其深层根源则是:农民在各种权力关系和既定利益格局中的弱势地位最终导致了其话语的边缘性存在。　　 本文在梳理CCTV-7对农版块、6家省级对农频道和部分地市、县级对农节目现状的基础上,将对农电视分别作为一个传播学现象和文化现象从传播学视角和文化层面就其存在问题和生成因为进行了审视与剖析。在传播学理论框架下,重点指出对农电视在传播主体的受控、自控与施控、受众定位、内容体系构建、功能布局和议题设置等方面的问题与缺失。在文化批评视野下,从当前农村文化状态与农村文化变迁、重建背景下生成的农民需求出发,对当前“城市中心/农村边缘”的电视文化二元格局、文化类对农节目的缺场、错位以及对农电视整体人文关怀的缺失进行了指认与批评,并就对农电视在重建农村文化、价值体系和提高农民文化福利方面的价值与效用进行了阐释、探讨。　　 最后,针对本文所析问题,笔者从政策支持、农村市场的成长、媒体理性回归和硬件设施加强等方面对对农电视的前景和未来进行了总结分析,并分别从传播学角度和文化层面提出了发展对农电视的构想与建议,指出以公益为本/经营为用的属性界定、重构对农电视评估体系、创建四级联动传播格局以及加强媒体合谋等策略重构对农电视传播图景,以建基于农村传统文化和区域文化打造对农频道和对农节目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