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刑事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在保证公正的基础上实现效率价值的最大化,逐步成为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主流趋势。其中,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机制因强调控辩双方在起诉前对起诉问题进行协商,达到了简化诉讼程序和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而成为一种特色鲜明的诉讼程序。2018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随着该制度在刑事领域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刑事案件审理效率必然得到显著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蕴含了司法协商的诉讼理念,控辩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的重要诉讼特质与本质要求,是确保被追诉人自愿认罪及判决公正的关键要素。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贯穿该制度的控辩协商机制的定位尚不明确,从而导致该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适用阶段及主体不明确、被追诉人认罪自愿性缺乏保障、值班律师作用浮于表面、现有机制设计不合理、缺乏有效监督控制机制、重罪案件适用控辩协商难度大等问题。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控辩协商机制。一是明确协商的阶段,允许侦查阶段、审查起诉及法庭审理阶段进行协商;二是明确协商的主体,通过立法将法官、被害人排除在协商主体外,除检察机关、被追诉人及辩护人外,应当允许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直接参与协商过程;三是明确协商的程序,包括协商的启动程序、协商顺序、法庭审查程序及审查结果的处理等。除加强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外,应关注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注重被害人知情权及表达权保护,进一步强化值班律师协商过程的有效参与,保证值班律师权利得到充分行使。同时,必须进一步完善协商审查制度,除建立审前自愿性预先审查机制外,应当突出真实性审查及合法性审查的重要性,以充分体现控辩双方的协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