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省试糊名法和宋初殿试三题变化为例，对真宗朝和仁宗朝前期的科举新制进行梳理，并试图在此基础之上，以宋真宗和宋初三朝的知举官为切入点，对这种变革的动力进行初步的探讨。 《中庸》在北宋前期科举中的提倡，绝非偶然。由于其在宋中叶形成的道学中具有独特地位，我们不难看出新儒学的兴起与北宋中前期科举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对宋初殿试三题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力图揭示这种关系，将北宋前期的科举改革自然置于新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来考量。这样，对《中庸》在北宋前期科举中出现的时间的厘定，便成为一个不可回避而又绕有意味的话题。 真宗朝中后期和仁宗朝前期的知举官与前两朝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来分析，这种不同就会更加显著。而宋真宗的个人因素在科举新制中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真宗朝的科举新制即在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