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深受儒学教养,又对西方事物有一定了解。他作为多位督抚大吏的重要幕僚,对晚清的商务、政事,均有所推动和影响。在辛亥革命前,他已形成有体系的施政措施、稳定的从政品质,为舆论所关注,已然为政坛英才。辛亥革命后,郑孝胥避居海藏楼,以“清国遗老”自命,完成社会身份的转变。他认为:革命破坏纲常、扰乱秩序;清政府失在纪纲不振,应该实施改革,而非革命;“共和”是“佳名美事”,但不适合中国现实。这使他在民国建立后的二十余年间,以复辟为己任。同为清末立宪领袖的张謇,则在革命中转向共和。二人对时局的认识与判断实有共同之处,但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同志睽隔。作为遗老,郑孝胥在民国的社会生活丰富而广泛。他以遗老名节与诗书成就,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他从未放弃政治理想,始终预事复辟。他的复辟活动,分三个阶段:在1924年进入逊帝小朝廷之前,为第一阶段;1924年2月北上居京至1925年2月赴津前,为第二阶段;1925年2月赴津后至1931年11月居津期间,为第三阶段。作为逊帝溥仪的股肱之臣,郑孝胥深刻影响了清室复辟活动的面貌、发展方向及其后果。名士与居官者的双重身份,使郑孝胥表现出丰富、复杂的人生状貌。而“文”、“政”二质的生成演化,相辅相成,又导致他一生面貌的变化与侧重。自标高格、俊逸超拔,与秉道赴义、兴不可遏,共为面相。他的政治人生哲学,主要体现在“行藏”与“节义”两方面。“万人如海一身藏”,实韬匿豪气,隐中求志。“惟将节义见胸襟”,文化认同而外,更多政治标榜。个人的儒学教养及成长背景,奠就郑孝胥的思想基础。建设一个改良后的君主制国家,并以中兴宰辅的身份青史垂名,这是他一生的政治目标与人生追求。而“负气”之个性,又使他一定要找一抱负施展处。他的人生状貌,既是历史塑造,亦为自我塑造。别无选择,他只能是近代历史上的“这一个”。在他人生状貌的“变”与“不变”中,“变”的是随时代环境相应改变的社会身份、政治生活、人生结局;“不变”的是他作为儒家士大夫的价值观,包括政治文化价值观与人生价值观,以及在价值观指导下的儒家士大夫的政治、人生追求。清室复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史上的醒目事变。自1912年至1945年,复辟力量作为一种势力,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郑孝胥的政治追求,可谓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可能,以及这一种可能的命运。儒家政治文化的内在结构,实存在着“道”与“势”的深刻矛盾。历史情景或有相似,郑孝胥式的抉择与痛苦,即使在今日,也会可能以别种面目出现。如何面对及突破,仍为难题。晚清士大夫是王朝政治文化的最后承载者,他们集体的命运、分化后的个人人生状貌与结局,是近代历史变迁的重要方面。作为这一群体中的“这一个”,郑孝胥的人生经验与教训为何,之于群体的普遍及特殊意义又在哪里,特需分析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