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粮食贸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其一,通商口岸相继开埠,开启了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粮食需求量显著增加,国内粮食供需矛盾愈加突显;其二,轮船和铁路等交通运输方式兴起,国内粮食贸易线路得以延伸,粮食贸易规模显著扩大;其三,中国成为世界粮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进口贸易迅速扩张,对国内粮食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粮食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并最终演变为严重的农业恐慌。国民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逐渐加强,突出表现为一系列粮食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文从市场运行和政府政策两个维度考察国内粮食贸易问题,主要展开了如下具体工作:首先,结合海关埠际贸易统计资料和相关粮食调查报告,补充、修正国内粮食贸易数据,采用ArcGIS数据管理工具进行联系强度评价与分析,在全国大尺度空间内清晰刻画粮食贸易的空间格局。国内稻米贸易呈现出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各级产地市场、中转市场和消费市场是贸易网络中的“点”,连接不同等级“点”的交通运输线路即为“轴”。不同规模等级的节点和轴线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贸易的点轴空间结构。就空间联系强度而言,贸易联系随距离延伸而衰减,贸易规模也随距离的增加而变少。也就是说,交通运输成本是影响稻米流通的重要因素。长江中下游地区稻米民船运输费用较低,贸易规模最大,安徽—江苏—上海是稻米流通最为繁忙的线路;广东是米粮缺口最大的省份,但是与长江中下游产地市场联系较弱。国内小麦贸易同样呈现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由于铁路运输成本较民船和内河小轮船更高,上海面粉厂通常采用民船和内河小轮船从江苏各地采购小麦,沿津浦路采购小麦最北不过徐州;华北地区铁路常因战事而受阻隔,小麦运销不畅,面粉厂因原料短缺而面临经营危机。面粉贸易呈现出极核式空间结构特征。上海在贸易网络中居于制高点,所产面粉行销各地。其他面粉工业聚集地较上海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高,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产面粉多供本地消费,仅有少量输出。在土磨坊和石磨广泛存在的情形下,机制面粉消费局限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而未能深入广大农村市场。其次,考察国内粮食贸易网络的形成和演变。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塑造了粮食贸易网络。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慢变量,是粮食贸易网络格局形成的首要因素。自然灾害和国际经济环境作为快变量,往往在短时间内对粮食贸易网络形成剧烈冲击。稻米、小麦和面粉贸易网络形成和演变的主导因素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而言,长江流域稻米流通规模消长受产地市场自然环境影响更大;广东与东南亚稻米产地形成稳定的贸易圈,粮食贸易更加受东南亚经济环境的影响;小麦和面粉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是世界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国际市场价格涨跌直接影响小麦、面粉进口规模和国内贸易规模。再次,考察国内粮食贸易的利益分配机制。从各利益主体关系看,稻米贸易以批发市场为核心,多层中间商分销,主体间多为松散的市场联结方式,渠道关系不稳定,并未形成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小麦、面粉贸易以面粉加工业为核心,面粉厂商将纵向交易环节纳入到内部组织完成,减少了流通环节,缩短了流通渠道的长度,上下游各利益主体形成相对密切的联系。从利益分配格局看,国内粮食贸易中各主体利益分配不平衡。生产者所获收益与承担的生产费用和风险极不匹配;各级稻米经销商利用稻米价格的季节性特征,低买高卖,获得可观收益;面粉厂商通过整合采购、加工和销售环节,也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从利益传导关系看,ATP-ECM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稻米和面粉价格均呈非对称传导特征,这在本质上也反映了不同主体间利润的不均等分配。最后,对20世纪30年代粮食贸易保护政策实践及其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做一整体考察,系统梳理了“粮食市场危机—贸易保护思想形成—粮食贸易保护政策建构—粮食市场反馈—贸易保护思想转变—粮食贸易政策调整”的过程。这一时期粮食贸易思想逐渐走向激进,始终寄希望于通过行政力量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并且理想化地以兼顾粮食生产者和粮食消费者、粮食加工业的利益为目标。事实上,贸易保护政策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是在国内粮食流通不畅,区域间粮食供需失衡的情形下,不仅无法兼顾各方利益,反而会增加扭曲利益分配的风险,造成矛盾的激化。上海米荒、广东米荒以及面粉业原料短缺困境恰恰是关税政策扭曲利益分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