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在他的多部著作中对分工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本文在阐述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渊源、形成过程、主要内容等的基础上,从分工的角度出发,力图对人们所关注的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等问题作出一点当代启示。历史上曾有许多人对分工进行了研究,其中亚当·斯密、萨伊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考察分工的起源、称赞分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或者指出分工的消极影响。马克思在继承和批判亚当·斯密等学者的分工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分工与异化劳动的哲学视野的转换,形成了自己的分工理论,主要包括异化劳动与分工、分工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工与上层建筑以及分工的消灭四个部分的内容。关于异化劳动与分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人本主义哲学基础上,试图揭示劳动异化的根源,但却陷入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循环论证的迷宫中。一方面,他认为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原因;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正确地指出分工的历史发展是导致异化劳动的根源。异化劳动只是分工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私有财产也只是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非永恒的存在。关于分工与生产力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一方面,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着分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技术效能决定着分工以及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决定着分工。另一方面,分工对生产力有推动与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分工使劳动者简化工作程序,极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分工使机器的发明成为可能,导致了劳动工具的极大进步;分工大大节约了劳动时间。关于分工与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分工是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社会结合方式,根据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对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特定的经济关系。关于分工与上层建筑分为两个部分,包括分工与社会意识以及分工与阶级、国家的产生。社会意识是分工以后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而且人类真正的意识只是伴随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的出现才发展起来的。分工导致国家的出现,由于分工的发展引起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而特殊利益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得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分工”并非消灭所有的分工,而是指要消灭自发的、桎梏人发展的分工,形成人的主动性分工。分工理论的当代价值凸显在于:第一,分工的社会属性是考察经济全球化本质的依据,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不过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它是资本逻辑在新时期的体现,是资本的全球化。第二,分工是审视中国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出发点,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变化实质上反映了分工的发展变化过程,它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第三,分工理论有助于认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城市化发展。当代中国,由于分工的发展,大批农业生产者与土地分离,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产生,进而引发了中国大规模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过程。随着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带有中国特殊国情的城市化进程也加快了。分工的不断发展,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础,是现代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它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变革,使城市和农村紧密结合在一起。第四,高科技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分工消灭所产生的意义。当代高科技既是以往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同时,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促进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趋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