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汽车等交通工具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交通肇事罪已经成为近年我国发生率极高的过失犯罪。交通肇事往往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交通肇事死亡的人数平均在十万人左右。如此庞大的数字使得我们更加关注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基于交通肇事后常常伴有逃逸行为并且因此导致犯罪结果的扩大,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逃逸这一行为在认定时的颇具复杂性,争议不断,笔者对交通肇事逃逸的以下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关于“逃逸”的法律表述,笔者提出在“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的表述基础上增加关于救助义务的相关规定;司法认定方面,逃逸是行为人逃避了法律赋予其的义务,是不作为犯罪,不论行为人从哪个地点逃离只要其能履行而不履行义务,均应认定逃逸;对于逃离过久再次折返的情况,应视为独立的两个行为,仍以交通肇事逃逸论。在认定逃逸时应严格把握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只有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这一主观目的下的逃跑才可认定为逃逸。其次,因逃逸致死是在“逃逸”的基础上发生了致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其中的“人”包括双方被害人,但是不包括逃逸再致事故中的致人死亡的情况,且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丧失了获得救助的机会。逃逸致死在认定时不以前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行为人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这一结果,其罪过形式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再次,关于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规定以及行政法性质的义务规定不能排斥自首制度的适用。最后,在立法完善方面,笔者就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这一观点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以期更好的完善我国刑法关于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