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既是一个历史名词,又是一个地域代称,且更是一个思想概念。总体而论,千年以降,前两层含义已为社会接受和运用,但是,在政治思想史视域下,“天府之国”的观念形态、资源构成、成长经历、内涵变迁及其现代价值,都还有待重新整理认识。“天府”一词古已有之,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山川“九府”,还是人身“六腑”,“府”与“腑”的自然本义,皆为聚集。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增进,“府”在原有的自然含义之上,衍生出新的语义：一是“官府”成了中国古代政府机关的总称；二是因“府库”藏物而赋予了财富象征；三是系于“文书”法典故而上达“天命”。诸多变化,都为“天府”观念的出现累积下最初的知识土壤。先秦时代,随着“尊天”观念的发展,“天”与“府”合。就其构成而论,后世的“天府”观念都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要件：古代中国星相学中的天人感应论、上古精英政治理念中的尚智情结,以及先秦“天人合一”观念所倡导的人地和谐关系。国家产生后,王权理念和国土安全意识渐入“天府”,“天府之国”雏形已现。作为国家观念与“天府”观念的有机结合体。“天府之国”的观念形态,首次在《周礼》中得到了系统呈现：精细的储藏制度、秩序化的职官安排、理想化的大同社会,总体上集结了古代中国人早期的理想政治梦想。此后,苏秦、张良和诸葛亮等人,相继将这一观念形态引入社会实践,也进一步拓展了“天府之国”的内涵：第一,苏秦游说列国,以兴复“关中”和“燕冀”为具体实例,已开始将一种明确的地理元素,输入到“天府之国”之中,增强了观念体系的指向性。但是,春秋无义战,苏秦积极主倡的王霸观,终究让他的“天府之国”远离了仁义之政。第二,张良、娄敬为适应西汉新生政权“大一统”的需求,先后建议朝廷择都关中,藉此再去营造一个寰宇一统、仁政天下的“天府之国”。由此,自汉至唐,以关中为本位,重建一种大一统式的“天府之国”,也就成了历代政治精英的美梦。第三,魏晋三国时代,天下分裂,正统倾斜。为此,诸葛亮标榜正统,致力于经营巴蜀,最终在关中之外,既为正统观念的持续发展寻求到另一新域,也为巴蜀成为新的“天府之国”奠定了基础。换言之,统一格局结束之后,古代中国“分裂式”的“天府之国”,终以刘蜀政权的崛起而进入世人视野,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天府之国”的传统形态。而且,在此后的“后诸葛时代”里,五代后蜀政权,甚至于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国民政权等,都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天府之国”观念中,获取过政治建设的诸多资源。当然,“天府之国”观念的抽象化发展,也造就了古代中国境内众多的“天府之国”。虽然有的仅是昙花一现,不着痕迹,仅仅剩下四川独享其称谓,但是,作为古代中国理想政治模型的总象征和总符号,“天府之国”已成定格。就今日四川而论,“天府之国”的政治色彩正日渐淡出,受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四川区域社会的发展问题,日显突出,且已壮大成为“天府之国”观念体系中的新主题。所以,“天府之国”的观念史依旧在上演和进行当中。总之,“天府之国”是中国古代谋求政治发展的一个思想结晶和历次实践,展现了古人对于政治建设的理想态度、心理期待和智性运作。他们对于完美政治的追求精神,对于理想政治模型的不懈努力,都是今日国人传承历史、建构“中国梦”所汲取的好养分。更重要的是,传统农耕社会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谐的人地关系,秩序化的社会组织,仁义化的政治诉求等,已经沉淀为“天府之国”的题中之义,皆是建构现代中国和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