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乌托邦书写,研究焦点置放于那些具有乌托邦书写特征的小说上,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乃是本文的文本探究对象。格非“江南三部曲”以乌托邦书写的文学形式,透过文字来虚构各种“乌托邦”,表达了作家对晚清以来中国追求理想社会的历史回顾,并且对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发动的乌托邦运动的本质进行了深入反思。这种乌托邦书写的文学形式在当代文学的小说版图中别树一帜。本文主要以格非的部分作品——“江南三部曲”为依托,论述格非“江南三部曲”中鲜明的反乌托邦立场以及对乌托邦实践与乌托邦工程的复杂思考。本篇论文由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理论背景、研究背景,厘清“乌托邦”的相关概念,阐述“江南三部曲”的研究现状。本文将从“乌托邦”的概念入手,梳理“乌托邦”的历史演变,考察中西语境下的乌托邦思想史,并解释由乌托邦派生出来的概念:恶托邦和反乌托邦。主体部分有四章内容。第一章对“江南三部曲”的创作背景、内在联系进行系统解说,探讨贯穿在“江南三部曲”中的乌托邦思想及其内在联系以及“花家舍”到新世纪演变为“销金窟”的历程。“江南三部曲”的每一部都有“花家舍”这个地方,本文认为,格非对“花家舍”这个空间的不同设置,投射了格非对于中国百年乌托邦追求之历时性看法。因此,本文将首先对三部小说中的“花家舍”这个空间意象进行分析,看格非如何透过虚构的“花家舍”来见证与反思百年中国的乌托邦追求。因此,本章将对三部小说中的“花家舍”这个空间意象进行分析。从文本出发,以“花家舍”为线索,梳理陆侃、王观澄的大同世界乌托邦、陆秀米和张季元的革命乌托邦,谭功达的工业乌托邦、郭从年的花家舍人民公社,到新世纪的“销金窟”这一沧桑过程。第二章分析乌托邦精神的艰难持守这一问题。格非在新世纪完成的“江南三部曲”故事时空从晚清到新时期,足见他对中国百年乌托邦追求的全盘历史反思。“江南三部曲”中不同时代的乌托邦实践者在将美好的蓝图付诸现实时,无论如何努力都遭遇了不可挽回的失败,百年的悖反与轮回似乎暗示着永恒的失败与虚无。这一悖论性品格使得真正的乌托邦精神难以辨别和坚守,它提示人们究竟以何种眼光和态度来看待那些伤痕累累的乌托邦实践,真正的乌托邦精神何以成为可能。第三章论述真正的乌托邦精神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冲破历史的重重迷雾后,我们发现真正的乌托邦精神应植根于现实的日常生活,以一种高远而超拔的姿态、一种批判性的超越能力去把握乌托邦精神,而对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关怀永远是乌托邦精神的最终指归。从《人面桃花》中陆秀米创建的革命乌托邦,到《山河入梦》的一九五零年代红色中国,谭功达想要实现的是工业乌托邦,最后在《春尽江南》的新世纪的中国,旧日的乌托邦尽皆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不是任何乌托邦追求,而是张有德的销金窟。第一节主要通过对陆秀米这一人物的解读,试图展示乌托邦在无可避免的衰落之后一种真实生存的可能性;第二节主要解读谭功达和姚佩佩这两个人物;第三节主要阐述格非在作品中对于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所进行的思考。第四章思索乌托邦精神作为一种历史久远的精神需求,它始终热切地关注历史洪流下个人合理生存的可能性,我们一方面要避免重蹈乌托邦实践化的覆辙,一方面又要葆有乌托邦精神的火种,保持着适度的批判距离,对其合理性及意义进行追问和考量。“江南三部曲”是格非以小说的形式对于百年中国的乌托邦追求进行严肃的历史反思,直面梦想与幻灭的永恒精神难题。历经中国乌托邦运动失败的当代中国作家格非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以反思乌托邦运动的视角来观照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的乌托邦冲动及其书写,这些问题将在本文中一一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