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是中国逻辑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范畴，但是，“类”最初并不是作为一个逻辑范畴出现的，它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实践和内容的转换之后，才逐渐在人们的思维中以逻辑思维方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类”范畴的发展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反映了不同时代人类认识的进步以及人类逻辑思维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且贯穿于中国逻辑思想发展的始终。本文选择对“类”范畴的发展与演变进行研究，目标是厘清“类”范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特点，并从“类”范畴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逻辑的特性。“类”范畴在先秦时期经历了从萌芽、产生到建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萌芽阶段，也就是“以类命为象”阶段。这一阶段的“类”即相似，反映了事物表面的共同性和偶然性的联系。第二个阶段是产生阶段，也就是“察类明故”阶段。墨子提出“察类明故”的思想，旨在通过“明故”即抓住事物的本质来明确事物的“类”，墨子的“类”即是本质。第三个阶段是建立阶段，也就是“辞以类行”阶段。后期墨家在“类”即本质的基础上，对“类”范畴做出了理论上的高度概括。秦汉至西学东渐前期，“类”范畴的发展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表现为“类”范畴发展的深化与转折。秦末至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为分界点，是“类”范畴发展的深化时期。这一时期基本上承袭了先秦的逻辑思想，对“推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类可推，又不可必推”的思想，并进一步分析了“类不可必推”的原因。但是，自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至西学东渐前期，墨家逻辑逐渐衰微，在这种情况下，“类”范畴的发展也随之发生了转折。这种转折主要体现在对“类”范畴的研究重点已经不在逻辑上，而是和其他的学科进行了交融，出现了文化意义和哲学意义上的“类”范畴。明末清初，随着西学东渐的开始，“类”范畴的发展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明末清初即西学东渐前期，这段时期对“类”范畴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类”范畴的解读上。清末民初即西学东渐后期，随着西方逻辑思想的再次输入，一批初步掌握西方逻辑知识的中国学者，展开了以西方逻辑为参照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模式。由此，中国古代逻辑中的“类”范畴就由封闭地、自身地渐进发展，进入到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崭新时期。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类”范畴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文献上看，西方学者对中国“类”范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类”范畴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本文将他们对中国“类”范畴性质的认识归纳为三点：“类”是非抽象意义上的“类”范畴；“类”是部分整体学的“类”；“类”是指“相似性”。第二个方面是对“类”范畴含义的演变进行了解读。第三个方面是指出“类”范畴比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中国“类”范畴的全面考察，本文认为，中国逻辑思想中“类”范畴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注重“类”范畴的内涵分析，中国逻辑中的“类”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本质”，这是不同于西方逻辑的重要方面。《墨经》中的推类就是依据事物之间的类同关系进行的，墨家逻辑甚至整个中国古代逻辑的推理并没有深入地探讨类与分子之间的外延关系，它们的推理理论不是建立在外延之间的类属包含关系基础上的，而是以类同为基础的推理。由于中国古代人养成了从内涵方面理解“类”概念的习惯，推类注重实质性的分析，因此，尽管墨家逻辑也提出了“辟、侔、援、推”等具体的推论形式，但是墨家并没有对这些推论形式进行独立地、抽象地研究，这些推论形式与其内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中国逻辑的特性是非形式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