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病作为一种职业病在我国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对尘肺病农民工的关注如何从抽象走到具体，那就要关注农民工作为具体个体的身体体现。　　本文将身体这一视角引入到对尘肺病农民工的研究当中，把尘肺病农民工个体痛苦的微观事实与资本、国家、社会的宏观结构相连接。既关注“身体做了什么”，又关注“对身体做了什么”，从而既可以避免微观研究缺乏理论基础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宏观研究宏大叙事的的缺点。本文的研究意在揭示尘肺病农民工在工作场所中和退出工作场所后所经历的痛苦，试图清晰地表达他们的身体处境和具身感受，并探求这些身体境况和具体感受之后的社会脉动，剖析身体痛苦与国家之间、与资本之间及与社会之间的复杂的联系与纠葛。　　乡村生活的贫困和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让农民工有了进城打工的动力和机会，当进入工作场所之后，他们的身体时刻处于被资本和国家压制和异化的状态，没有劳动保障，没有健康防护措施，他们的身体正一点一点被粉尘吞噬。这部分笔者分析了被劳动时间异化的身体，宿舍劳动体制下的身体和健康被漠视的身体。当农民工因为尘肺病被迫退出工作场域后，他们又经历着痛苦和愈发贫困的身体，沉默的身体和反抗的身体。　　最后笔者对研究进行了反思。首先总结了身体从进场到退场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进而提出解决办法。其次，引发了对农民工主体性和身体的能动性的讨论。如何让尘肺病农民工从沉默的身体转向抗争的身体？笔者认为，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和自组织能力是最有效的方法。农民工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政府应引导农民工群体建立自组织，让专业的法律服务人员带队，发挥像张海超这样的榜样的作用，使农民工能够完全真正地参与到维权的过程当中，并通过在实践的锻炼中不断学习维权知识，进而提高其主体意识。最后探讨了身体作为考察尘肺病农民工的一种新视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