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反身性”在西方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并取得了广泛的影响。“反身性”概念有着多重内涵,因此,需要从哲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同的角度加以辨析。从主体客体混沌状态到主体客体的两分状态,再到20世纪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对理性的怀疑中“反身性”逐渐跃入人们的视野；社会学家追求一种“反身”的社会学,以社会学服务于社会学,以便诞生一个更好的社会学；由于不能解决“反身性”问题,知识社会学中的曼海姆悖论不可避免；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把“反身性”作为“强纲领”的四个原则之一,试图以科学的方式研究科学,认为科学是社会因素建构的结果,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仍然无法解决“反身性”难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转向--后SSK打破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在对科学的具体实践研究中同时注重自然与社会两种因素,对“反身性”做出了新的研究。 布鲁尔作为传统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旗手提出了“反身性”原则：他认为,从原则上说,对科学的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社会学本身。但是这只是成为他的一种姿态,并没有落实到行动上。柯林斯则说：“特别是,我注意到,除了中间两个信条之外,强纲领的第一信条和最后一个信条是不必要的。”在他的眼中“反身性”最接近于自我解构,“反身性”不是从社会科学知识的研究,而是从认识过程本身的某种现象中得出这种重要性的。 伍尔伽认为“反身性”能够使我们在更为广泛的语境中考虑科学社会学家之间的论战与争论,对称性概念已经表明了科学的社会研究历史的不同阶段。“反身性”的意思是一个从激进到温和的连续统。伍尔伽把“反身性”作为“一种探索强调知识与认识论这些古老问题新途径的时机”,追求一种“动态的反复重新认识”。拉图尔在其“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基础上,追求一种“次反身性”。马尔凯充分意识到了传统科学的社会研究在话语使用上的不对称与低“反身性”,他抛弃了传统的描述与解释方法,取而代之的是尝试描绘参与者建构他们的社会行动版本时所使用的反复出现的话语形式。 如何解决在研究科学时认识本身的相对化所造成的“反身性”难题,布迪厄提出了“历史化进行历史化的主体,客观化进行客观化的主体”；而对于后SSK来说,本身作为科学实践哲学的新实验主义进路的重要代表,以实践建构论取代社会建构论,以科学的具体实践研究代替对科学单纯的社会因素解释,能够有效的消解“反身性”难题,并为将来的后SSK的研究提供了可行的方向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