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定为国家重大的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研究乡村秩序及其变动的机制和趋势，按照适合中国社会整体变迁方向的标准和尺度，去寻求乡村秩序转型的合理途径。　　学术界对乡村秩序的探讨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本文选用选择理论对乡村秩序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乡村秩序是由行动者的选择行动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同时，乡村秩序一经形成，又可以对行动者的选择行动产生影响，选择行为与乡村秩序的关系体现了行动与结构的互构关系。行动者的选择既包括理性选择又包括感性选择。　　乡村社会主体（农民）、社会制度、权威是乡村秩序的主要构成要素。从乡村秩序的主体来看，农民是感性意识与理性意识兼具的行为主体，其行为过程体现了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统一。通过对农民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的梳理、分析，本文认为，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在作为乡村秩序主体的农民身上不仅是能够统一的，而且也应当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农民，而不是理论塑造出来的农民。　　从乡村社会制度来看，乡村正式制度是理性介入的结果，是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条例化、合法化而形成的。正式制度一经形成，就作为一种抽象化的一般性原则在乡村社会发挥作用，是一种依据理性原则展开的制度形式。乡村非正式制度往往是农民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不断试错获致的，是经验的累积，是感性选择的结果。非正式制度在发展缓慢的传统社会效果甚佳，但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世界的大背景下，非正式制度的局限日益显露。因此，乡村秩序的保障来自于依据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原则的两种制度的共同作用。　　从权威要素来看，官方权威和民间权威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权威形式。官方权威偏重于按照理性原则行事，它要求人们服从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秩序和规范。民间权威通常依据感性原则行事，其力量来自于村落传统道德伦理。在维持乡村秩序方面，官方权威主要维持着作为控制的秩序，而民间权威则主要维持着作为日常生活的秩序。总之，乡村秩序处于官方权威与民间权威的共同支配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体现了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轨，乡村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理性化程度较之传统社会有所提高，礼治秩序、伦理秩序等对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概括与现代中国乡村秩序现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中国现代乡村秩序呈现出与传统乡村秩序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　　本文把乡村秩序称为实践秩序，实践秩序是指在乡村现实生活中实际运行着的社会秩序，具体可以展开为两条路径:一是理性选择的感性调适，一是感性选择的理性规制。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发挥作用的依据、具体展开的形式都是不同的，因此二者之间难免会产生冲突。理性选择的感性调适是说，要使理性选择切实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尊重乡村社会原有的感性基础，使理性选择调整、转化为具体的感性存在，这是化解冲突的有效途径，也是使理性选择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途径。另外，感性选择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具有简单易行、节省成本的优点，同时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目、低效的缺点，只有结合理性选择的规范、制约，结合理性适时的导引，才能使感性选择在构建和谐乡村秩序过程中扬长避短。因此，一方面，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理性选择遵循正式制度的原则作用于乡村社会形成了理性秩序，理性选择通过感性调适，淡化了外在的冰冷，才能与感性基础亲密接触;另一方面，感性选择依据非正式制度的原则形成感性秩序，感性选择通过理性规制，提升了自身的运行机制，才能与现代化趋势相接轨。这两条路径互动共生，构成了完整、复杂的乡村实践秩序。　　中国乡村社会是以感性选择为基础的社会，并且，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类型的理性选择对其进行规制和导引。根据作为主导的理性选择的类型，乡村实践秩序大致经历了三种型态: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乡村秩序为伦理理性导向型实践秩序;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秩序为政治理性导向型实践秩序;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秩序为经济理性导向型实践秩序。　　关于乡村秩序的生成与运行，一直存在两种分歧:一种观点强调国家自上而下的管理形式，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国家权力不断地对基层社会进行渗透和控制。例如，有些学者从法治的大背景出发，认为应该在乡村社会建立起法治秩序，从根本上改变礼治秩序状态，体现人权和公正的精神。这种观点强调了理性建构、理性选择在乡村秩序形成中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强调地方性知识的作用，认为乡村秩序是经验演进的结果，强调感性选择的作用。本文认为，乡村实践秩序是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互动共生、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互动共生再现了乡村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　　总之，选择理论为重新解读乡村秩序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对于寻求乡村秩序转型的合理途径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