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关于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的三百四十四条之中,指违反了国家的规定,非法采伐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该罪名的设立目的,是希望能通过刑法来保护国家的珍贵植物资源,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本罪在认定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并且由此产生了一些有争议的案件,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首先,是关于本罪犯罪对象的认定。从罪名就可以看出,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再从刑法三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中,可以看出本罪犯罪对象基本分为两类,分别是珍贵树木和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关于珍贵树木的认定,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存在,对于珍贵树木的界定相对清晰一些。而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中的植物。但是这一名录并没有完整的涵盖所有需要保护的珍贵植物,由此引发了一些有争议的案件。另外,笔者通过查阅大量案例发现,在司法审判中对于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在主客观方面的认定上存在一些争议问题,本文也将进行详细的讨论。令人欣慰的是,2019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83次会议、2020年1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在2020年3月21日公布实施,《批复》对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犯罪对象、犯罪行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补充规定,同时注重罪责刑相适应,为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在法律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供了解决的依据,对于此类案件罪名的认定有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秦某某、崔某、涂某”三个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例进行分析,对案例在罪名认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法理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个人建议,希望对该罪名的认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文章主要分成四部分:第一、概述“秦某某、崔某、涂某”三个案件的案件事实,归纳司法部门对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认定依据,总结出案件的争议焦点。第二、结合案例,对争议焦点涉及的本罪认定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法理分析:首先,司法实践中对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认定的有关问题;其次,本罪主观方面的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本罪的犯罪故意以及行为人是否存在认识错误;第三,犯罪行为人行为的认定,通过移栽的方式,使植物完整存活是否可以认为是危害性较小,通过《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完成出罪。第三、针对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在认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得出解决思路。本文的三个案例中,第一个“卢氏兰草案”经过再审,法院作出了无罪判决,另外两案均被认定构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特别是前两个案例,在事实上看如出一辙,造成差异的原因是:第一是本罪的犯罪对象的认定标准,虽然两高的最新《批复》有所补充,但是总体而言,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够具体,有待进一步明确,在法律实践中,需要证明行为人采伐的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才能认定行为人有罪;第二是本罪主观方面的认定,应充分考虑行为人主观明知问题与认识错误问题;第三是对于行为人采取移栽行为案件的认定,两高已经通过最新的《批复》认为非法移栽行为按照本罪定罪处罚,但是要罪责刑相适应,因此移栽的植物完整存活可以作为出罪事由。而本文第三个案例,行为人主观上的公益目的是否影响定罪处罚以及其采伐的树木是否属于本罪的犯罪对象都需要从法理上进行认定。第四、对上述案件分析后,归纳本罪在认定中的问题所在,并得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