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口结构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红利阶段。因为存在生育政策、传统观念、教育水平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多方面的差异，城乡迈入人口红利阶段的时间及人口红利的表现存在不一致性。　　本文分别利用县乡的数据和地级市的数据来分析城乡两部门的人口红利，结果发现:少年抚养负担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增长;老年抚养负担的增加会显著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但它却会微弱地降低城市经济增长;因此，就中国经济而言，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老年抚养负担的上升并没有像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以及现有大部分人口学家所预测的那样已经开始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本文认为其原因可能在于，老年人比例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向影响大于负向影响。老年人比例的增加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老年人保持着很高的劳动参与率，农村尤其如此;第二，老年人通过隔代抚养和承担家务劳动的方式解放了很多女性劳动力，从而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和家庭收入;第三，以家庭为主体的养老制度从两个途径导致储蓄增加，一方面是青年人为赡养老人而多储蓄，另一方面老年人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增加预防性储蓄;第四，老龄化的加剧还催生了银发产业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老龄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老龄化带来的医疗支出、养老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本文从城乡二元经济的角度剖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城乡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从而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预测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等提供了科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