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或匮乏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始终困扰着人类,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大阻碍。可以这么说,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人类不断与贫困或匮乏作斗争的历史。贫困不仅是目前我国农村发展必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必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甚至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必须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经历了由最初采用发展经济学角度,到后来采取社会政策学角度的过程。国内学术界对于我国农村反贫困模式的研究与党和政府实施反贫困政策的进程几乎是一致的,基本上沿用了国外学者的研究角度,也经历了从采用发展经济学角度到采用社会政策学角度的研究路径。人类为了与贫困作斗争,很早就对贫困现象展开了思考,给出了自己对于贫困问题的理解,它们推动了贫困概念由基本贫困或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由物质贫困到社会贫困(包括权利贫困)和精神贫困、由收入贫困到资产贫困、可行能力贫困和消费贫困的演变。而在对于贫困概念以及不断变化的贫困现象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反贫困理论,其中,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是形成于对于收入贫困的反思和研究过程之中。美国学者迈克尔·谢若登提出了以资产社会政策理论为核心的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为当代贫困问题的研究展现了新的思路。后来,孟加拉学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基于其资产贫困概念提出了以小额贷款理论和社会企业理论为核心的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丰富了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我国农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就开始了反贫困战争,至今已有将近70年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以基本制度建设为基础的反贫困阶段(1949-1977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的反贫困阶段(1978-1985年)”、“以区域开发援助为导向的反贫困阶段(1986-1993年)”、“以八七攻坚计划为内容的反贫困阶段(1994-2000年)”、“以贫困村为瞄准对象的反贫困阶段(2001-2010年)”以及“以精准与攻坚为特征的反贫困阶段(2011-2020年)”六个发展阶段。我国农村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反贫困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和各具特色的反贫困模式,可以划分成三种基本类型,即宏观或国家层面的反贫困模式、中观或地区层面的反贫困模式以及微观或县域层面的反贫困模式,依凭这些反贫困模式,我国农村的反贫困斗争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尽管我们将我国农村反贫困历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但由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绝对主导下的我国农村大规模和大力度的反贫困行动则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我国农村反贫困行动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首先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主导和积极推动,也离不开全国人民、特别是贫困地区人民的努力奋斗以及贫困地区人民所采用的多种多样的行之有效的反贫困模式。我国农村几十年反贫困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主动承担责任、领导并积极推动;其次,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配合并分类施策。我们认为,总体而言,造成我国农村开发式反贫困模式(包括1986年至1993年的区域开发式反贫困模式和1994年至2000年的全面开发式反贫困模式)“造血功能”不足的深层根源在于这一反贫困模式过分重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忽视他们的资产建设。而这一深层根源也是我国农村开发式反贫困模式的一大弊端。只是到了2011年至今我国农村开发式反贫困模式的这一弊端才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克服。基于尤努斯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反贫困模式理论来反思我国农村小额贷款反贫困模式,我们认为,它们尽管大多复制于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反贫困模式,但与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反贫困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不足。首先,资金来源多元但运行独立性相对较差;其次,运行效率相对不高。我国农村反贫困模式,无论是开发式反贫困模式,还是小额贷款和社会企业反贫困模式,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因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等存在不尽完善之处以及我国农村贫困地区错综复杂的具体情况而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村反贫困的最终成效。我们基于谢若登和尤努斯的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以及国内学者有关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思想的积极成果,建构了以资产概念为核心、以资产社会政策一般理论及其具体实施机制(个人发展账户、小额贷款和社会企业)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它强调资产社会政策、小额贷款和社会企业作为三种基本的资产反贫困模式,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构成资产反贫困模式的综合体系,在具体的反贫困实践中协同地发挥作用,因而它是对谢若登和尤努斯的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的一种积极的推进。我们基于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进一步建构了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的建构是我国农村反贫困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农村几十年反贫困战略的一次提升,更是对我国农村多年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一种积极回应。我们建构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即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理论)又有丰富的经验基础(即多种资产建设的成功经验),既有现实存在的客观依据又有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既有发展理念的指导又有具体路径的设计。我们认为,要顺利而成功地建构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始终秉持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发展”理念,严格遵守制定的建构原则;(2)坚持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地位,重视地方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创新作用;(3)发挥其他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尊重和激励贫困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4)资产建设多种模式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协同地发挥综合作用。总之,我们要建构的我国农村综合资产建设反贫困模式指的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正确领导与积极推进、地方各级党委与政府主动配合与分类施策、其他社会组织与贫困农民积极参与的以及资产社会政策、个人发展账户、小额贷款、社会企业等多种反贫困模式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各方协同作用的反贫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