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资源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创造诸多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科技水平进步,农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粮食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这些成就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耕地利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问题,当前耕地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能源投入节约和环境污染控制的双重压力。面对这些环境问题,中国主要是从控制投入量上缓解环境问题,虽然化肥、农药等投入得到一定程度控制,但耕地生产中投入的原煤、柴油、电力等直接能源却持续上升,由此可见中国依然是化石能源依赖型农业,仍然面临耕地生产能力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若减少耕地生产将影响粮食安全,如何在节约能源投入和减少环境污染目标下保证耕地产出增长,提高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是实现农业绿色增长的关键所在。在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双重约束下,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各区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之间有什么差异?影响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因素有哪些?怎样有效提高中国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这些问题是当前研究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本文以1997—2018年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单元,在核算耕地利用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基础上,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中国及区域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双重约束下的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利用核密度函数和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中国及区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动态演变趋势,采用σ收敛和β绝对收敛分析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收敛性,最后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影响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因素,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耕地利用能源投入总量从1997年的2254.62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18年的4362.81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率为3.2%;耕地利用碳排放总量从1997年的6939.02万吨增长到2018年的9917.07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7%;耕地利用面源污染排放总量从1997年的394.05立方千米增长到2018年的513.97立方千米,年均增长率为1.3%;（2）中国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从1997年的0.88下降为2018年的0.68,年均增长率为-1.2%,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总体上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偏低;1997-2018年东中西地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均值:东部＞西部＞中部,均值分别为0.86、0.73、0.62;非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平均值大于粮食主产区,均值分别为0.76、0.73;（3）1997-2018年各省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处于两极分化状态,大多数省份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在逐渐降低。天津、青海、重庆、贵州、浙江、四川、上海等省市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均值相对较高,安徽、云南、山西、甘肃等省份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均值相对较低;（4）从空间分异特征看,1997-2018年东部地区省份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较高,但其内部省份有下降趋势,低效率省份逐渐由中部地区省份向西部地区省份转移。从全局自相关看,1997-2018年中国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在全局范围内不存在空间聚集特征。从局部自相关看,1997-2018年中国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聚集类型主要为“高-高”、“低-低”聚集类型,东部地区从“高-高”集聚逐渐转变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并行区域,中部地区主要为“高-低”、“低-高”聚集类型,西部地区从“低-低”聚集类型转变为“高-低”聚集类型;（5）1997-2018年中国、非粮食主产区、西部地区大多数年份不存在σ收敛现象,粮食主产区、东部、中部地区大多数年份呈现σ收敛现象。1997-2018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β绝对收敛,中国及区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内部差异在逐渐减少。（6）从影响因素来看。在10%统计水平内,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显著影响因素为城镇化水平、耕地质量水平、种植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一期滞后项。其中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一期滞后项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提升有时滞性。影响因素中城镇化水平、耕地质量水平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种植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转变耕地生产投入控制重心,实现化肥农药减量与耕地利用能源消费转型双驱并进,推广耕地利用可再生的绿色清洁能源;（2）加强区域间协同发展,因地制宜提高耕地利用生态化水平;（3）加强耕地利用环境污染防治,建立耕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4）加强耕地质量保护,夯实粮食安全基础;（5）发挥城镇化发展中的驱动和反馈作用,促进耕地生产利用好城镇化发展中的有益面;（6）培养现代化耕地利用人才,提高农民专业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