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生产行为不仅与自身决策有关,还是在政府因势利导性投资的协助下完成的。所谓的政府因势利导性投资,即能够协助或改善企业生产的投资。既然政府因势利导性投资可以协助或改善企业的生产,作为收益分配方式之一,政府就可以与企业在再谈判中对所有权进行再分配。本文主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再谈判中政府和企业可以对企业生产的所有权进行再分配,那么所有权会如何分配,不同所有权结构下政府与企业的投资激励又会有什么变化?本文有两个参与人:政府与企业。对政府来说,我们假设政府是仁慈的,没有内部利益集团冲突的,承诺是可信的。这是为了简化本文的分析,聚焦于再谈判中的所有权分配对参与人投资激励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我们假设企业拥有初始所有权且生产私人产品。拥有这种特征的企业几乎可以代表现实中的民营企业。本文的所有权分配不是企业内部的所有权分配,而是“政府—企业”间的所有权分配。与本文研究最接近的是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对“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的研究,不过与我们不同的是,PPP主要为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企业生产的是公共产品。实际上,本文与PPP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端点。第三章讲述了模型背后的故事,以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为例,展现政府因势利导性投资是如何影响企业的以及影响程度如何。我们将故事概括如下:与政府因势利导性投资相关的交易费用会进入到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无效率的因势利导性投资通过抑制企业家精神,提高了企业承担的交易费用,致使企业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收益下降,这降低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解决的办法即改变创新的“相对价格”,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收益。这需要有效率的政府因势利导性投资的协助。从而,我们看到了政府因势利导性投资对企业可以产生广泛的影响。然而,第三章只讲述了政府因势利导性投资对企业投资激励的影响,没有涉及到政府的投资激励,而且还假定再谈判中的所有权仍外生的归属于企业。为了给第三章的故事提供一个正式分析,第四章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了政府与企业的投资激励问题与最优所有权结构。第四章的主要结论是:(1)在基准模型中,如果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是正面的,企业的投资水平总是低于最优投资水平,反之,企业可能会过度投资。如果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与企业相反,若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比较敏感,因势利导性投资水平可能与最优投资水平相一致,这意味着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不完全契约也可以产生有效率的投资;若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不敏感,则评价为正面时政府会过度投资,评价为负面时政府会投资不足。同时,企业拥有所有权弱占优于政府拥有所有权。(2)通过对模型的扩展,我们发现谈判力也是影响双方参与人投资激励的重要因素。企业的投资激励与谈判力反向变动,政府的投资激励与谈判力同向变动,政府拥有的谈判力越强,其承担的人力资本损失越大。然而,非合作博弈解会使基准模型的结论不再有效。同时,放松企业的产出假定会使企业也出现不完全契约下有效率的投资,但最优所有权结构不再是企业拥有所有权,企业拥有所有权和政府拥有所有权都可能是最优的。结论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当双方参与人的谈判力对称时,如果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是正面的,对企业来说,若企业在再谈判中获得所有权,那么再谈判收益不会在边际上影响企业激励,换言之,企业会忽略或低估政府对其投资激励的作用,致使企业投资不足;若政府在再谈判中获得了所有权,虽然企业会考虑到政府的影响,即再谈判收益会影响企业的边际投资激励,但再谈判成本的存在仍然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激励,使其投资不足。如果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是负面的,若企业在再谈判中获得了所有权,则再谈判给企业带来的激励改变使其投资激励超过了最优投资激励,从而导致了过度投资。如果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与企业相反,若政府在再谈判中获得了所有权且对产出价值的评价比较敏感,则再谈判带来的激励改变会使谈判成本与人力资本损失之间形成特殊的关系,最终使政府投资激励调整到与最优投资激励相一致;如果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不敏感,则由于缺乏人力资本损失的调整来配合政府相对评价的变动,使得政府无论是提高还是降低投资激励,都会调整过度。如果放松企业产出的假定,那么再谈判带来的谈判成本与人力资本损失之间关系的调整使企业投资也会达到最优投资水平。当双方参与人的谈判力不对称时,提高企业的谈判力会使其分享政府投资收益的能力增强,在削弱了政府投资激励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激励;而提高政府的谈判力可以节省谈判成本,使政府的投资激励得到提高,企业分享政府投资收益能力的下降也会激发企业更高的投资激励。最后,最优所有权结构的确定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经典命题相一致,即投资更重要的参与人应拥有所有权。本文不同的最优所有权结构均产生于这个逻辑。本文的经济含义是:(1)政府应限制自己的主观偏好,以经济学理论作为决策依据;(2)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要求一个经济分权的政府结构;(3)要限制大企业的谈判力;(4)政府应保护民营企业的私有产权;(5)更加尊重经济规律,更加尊重企业的意愿,让企业的经济理性和企业家精神去引导创新,才是最有效的创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