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刑事司法通过刑罚一元化模式进行犯罪控制,以准确合理地定罪量刑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未将重心放置在生态环境的修复上,不能有效应对环境问题突出的现状,在此背景下,生态恢复性司法应运而生,通过签订生态修复协议,犯罪人能够针对性地修复受损环境,被害人也能参与修复方案的制定过程,强化了双方的生态修复理念,在环境犯罪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福建省作为第一个生态文明试验区,其检察机关率先探索出了“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的三位一体生态检察模式,恢复性司法实践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6年始到2020年确立为阶段性成果,生态恢复性司法机制在检察文书中的变化可以反映出检察机关的实践情况。以福建省2016—2020年的不起诉决定书与起诉书为样本,选取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中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案件,分析行为人采取的生态修复措施,签订的生态修复协议,检察机关对生态恢复性司法的从宽模式、适用的法律依据,可以发现,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并不以签订生态修复协议为前提,检察机关对于不同阶段（承诺实施、部分实施、已经实施）、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措施（直接、替代、代偿）的从宽幅度并没有明显区分,而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法律依据也多从属于认罪认罚条款、相对不起诉条款,并没有获得独立的从宽地位。作为一种“实践提前于理论”的生态检察模式,检察机关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在理论上存在生态恢复性司法法律供给不足、生态修复情节性质不明的问题,在实践上存在生态修复措施适用次序随意,生态修复协议执行效果没有保障、生态修复情节从宽幅度不一的问题。作为法律监督人和公益代表人,检察机关需要监督生态修复义务的履行情况和生态修复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程序从宽与量刑从宽中的生态恢复性司法机制能够落实,环境犯罪中的生态损害能够得到修复。因此,需要在理论上完善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法律供给,厘清生态修复情节的刑法性质,在实践中明确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位阶,运用附条件不起诉加强程序制约,确立生态修复情节分类分级从轻制度,以此明确生态恢复性司法机制的刑法定位,规范生态检察的运行情况。